褚一斌有幸在昆明出生，可他出生沒幾天，褚時健牽掛廠裡的生產，催促馬靜芬回新平。褚時健的話就是命令，馬靜芬抱著兒子，和丈夫一起坐了三天汽車，回到了新平。不巧正趕上修路，車堵在漠沙江邊等渡輪，一等幾個小時。
褚時健歸心似箭，不耐煩了，他說：“不等了，我們走回去。”
一聽這話，馬靜芬眼淚流了下來。還有十幾里路，抱著出生沒幾天的孩子，怎麼走？褚時健對妻子的眼淚有些無奈：“在農村，女人路上生完孩子抱著就回家，哪有那麼複雜？”
當年談起這些事，說一次兩口子就吵一次，為了這，馬靜芬不知哭了多少回。當光陰把記憶壓成碎片後，她終於能夠平靜地回憶往事了。
“我這一生，大小產一共有五次。我的身體不好，每一次的反應都讓人死去活來。生映群時，他來醫院守過，以後就不來了。有一次我動大手術，他幹他的工作，沒來。手術完了，他到病房看了看，給我倒了杯水就走了。”
“在磨盤山時，我在山區小學教書，映群每天跟我到學校。有一次，晚上下班遇上瓢潑大雨，我們兩個在山路上走，全身搞得和泥人一樣，回到家連褲帶都是溼的，他都沒想起來接我們一下。”
“那段時間我流過一次產，他沒時間管我，十幾裡山路，我一個人走去做手術，中間還要蹚水過一條河。我覺得他是身體太好了，體會不到我這種老病號的難處。”
“你別看他跟當地的農民、跟廠裡的工人處得來，回到家和我跟孩子卻沒有話講。我們兩個孩子，他一個都沒有抱過。在新平時，有個鄰居偷偷問過我媽，映群是不是老褚親生的？搞得孩子都怕他。映群在縣城上學，離家幾十裡，他去開會，順便到學校去看她，映群沒錢花了，都不敢開口問他要點兒錢。”
“戛灑天氣熱，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他肩上搭條毛巾，叫聲‘走，兒子，洗澡’，自己就往前走了。一斌才多大一點兒，吧唧吧唧地緊跟著趕，他連頭都不回。”
“我在戛灑小學教書時，因為是‘右派’的妻子受人欺負。我忍不住告訴了他，他咬著牙說：‘誰再敢欺負你，我就殺了他。’老褚是個說話算數的人，我以後就不敢跟他講這些事了。”
妻子記憶裡的戛灑生活，帶著太多的無奈和心酸，那麼，女兒褚映群的記憶呢？
褚映群從小就沒過過幾天好日子。父親命運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也改變了她的生活環境。爸爸從國家幹部變成了大山深處接受勞動改造的“右派”，她童年和少年的悲喜悠遊，都與艱辛困苦緊緊相連。甚至她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也是在條件簡陋的學校完成的。
生活的經歷，讓她從小就知道隱忍、懂得體貼、善於觀察。她說過，有些時候，她是媽媽和爸爸之間的黏合劑，在這個四口之家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當年的採訪中，她很少談到自己，只是用一種冷靜的語言談及父母。
她說：“那些年我不記得過過什麼好日子。有幾年我和媽媽、弟弟在一起，我上小學的時候就幫我媽帶弟弟。對我老爸，我從來不會提要求，不會訴苦，因為我的老爸太堅強。我覺得，他甚至連表達感情的話都不會說。現在到我們家，你會看到他做家務、逗娃娃，對我的女兒和侄女很好，我覺得，他好像是把沒有給我們的給了第三代。”
問起她的愛好時，她說她愛讀書，小時候就喜歡，即使在新平傣族寨子裡當知青的時候，她也堅持了讀書的習慣。所以恢復高考後，她第一年就考上了昆明的大學。
這些事情在褚Ⅱ寸健的記憶裡是不是完全沒有呢？不是。
1991年的採訪中，褚時健說：“我這個人太粗，當然，岡為我的粗，很多時候也得罪了我的家人。我不是有意的，希望他們不要計較。在我看來，我們這個家庭是高層次的。從困境中一路走過來，最後統一到對事業的追求上，很難得。雖然不表達，但我對家裡的感情很深，如果沒有他們，有時候我會想，幹不成就算了，有了他們，我就一定要幹好。”
幾年後，褚時健的話得到了證實，他讓妻子看到了他對她的愛、對這個家的負責、對女兒的痛惜、對兒子的牽掛。
1978年，“右派”問題得到最大力度的解決，大部分人“一律摘帽，回到人民的隊伍”。
1979年，褚時健在戛灑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檔案，他對老伴說：“一切該結束了。我是搞經濟、搞技術的，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此一去，山中二十年；此一去，青絲摻白髮。
1979年，褚時健終於要離開哀牢山了。他將二十年山中生活的所有痛苦回憶打包裝進了記憶深處……
他感慨：“這麼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說浪費了，不是有句話叫‘蹉跎歲月’嗎？我不那麼想。我覺得，經歷對每一個人都是一筆財富。但一個被經歷的苦難壓倒的人，是無法得到這筆財富的。任何時候，我都想千事情，成績算誰的我不在乎。我覺得，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有所作為，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的能力。”
送別褚時健時，戛灑糖廠的職工依依不捨。在他們眼中，他們的廠長是個有著無窮動力和能力的人，用句最普通的話形容：只要他沾手的事，就能幹好。
因此，他們對來接褚時健的玉溪捲菸廠的人說，戛灑糖廠的福氣要被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