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襄州安從進叛亂被平定
“詔賜襄州城內百姓粟，大戶二斛，小戶一斛，以久困重圍也。”
“詔免襄州城內人戶今年夏秋來屋稅，其城外下營處與放二年租稅。”
天福八年（943）
——正月，下詔開倉放糧，賑濟災民。同時規定，“民有積粟者，均分借便，以濟貧民。”
這就是以聖旨的形式宣佈劫富濟貧了，當然，我不否認皇上的出發點是好的，是希望天下蒼生互幫互助，共渡難關。只是操作起來有很大的困難，“民有積粟者”、和接受救濟的“貧民”，他們以什麼標準來評判？顯然就是靠地方官吏，這就給貪官汙吏留出了很大的施展空間。
我們有理由認為，被劫的未必是富人，接受救濟的，也未必是窮人。好比今天有人開著賓士寶馬領低保、公租房，而有些窮人卻因材料問題而領不到。
經是好經，被壞和尚念歪了。
——6月，朝廷派出了幾十名中央特派專員，下到地方各州郡，強行搜刮百姓的糧食。
這些中央特派專員如狼似虎，甚是嚴苛無情，只要發現有人膽敢藏匿糧食，當場誅殺。這就是朝廷對百姓公然搶劫了。
這次強徵民間口糧的直接後果，就是本年9月“州郡二十七蝗，餓死者數十萬”，一個月就餓死幾十萬人，蝗蟲表示這個鍋不能全背。
隨著年底與契丹的戰爭正式爆發，後晉朝廷的財政更加吃緊，糧草、軍餉、戰馬等戰略物資嚴重匱乏，於是，石重貴對民間的盤剝更加嚴重了。
開運元年（944）
——正月，“詔率天下公私之馬以資騎軍。”
搶民間馬匹。
——3月，“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士，六戶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為軍號。”
強行徵兵，老百姓要麼上前線當兵，要麼就出錢，至於上前線的這位民兵，年齡、體質等均不重要，而且盔甲武器戰馬等需要自備，“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上前線的這位民兵，也許是位四五十歲的老農民，也許是體弱多病的病秧子，反正都是送去當炮灰的。可想而知，這支“武定軍”的戰鬥力如何了。
——4月，“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諸道州府括率錢帛，以資軍用。”
再派中央特派專員，下到地方搶錢。
無論是奉旨搶糧，還是奉旨搶錢，地方官吏們的工作積極性都相當高漲。朝廷依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給各地下達了不同的指標，放心，所有地方都超額完成。
朝廷知道細水長流，然而虎狼吏們卻要竭澤而漁。
比如洛陽，朝廷分配的任務指標是20萬貫，時任洛陽留守景延廣，很快就從百姓口袋中搶到了37萬貫，還不打算收手。他的幕僚盧億實在看不下去去了，就勸他說國家遭遇嚴重的困難，迫不得已，才向百姓量力搜刮，你已經身兼將相，地位之崇高已經到達了頂點，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你如此貪婪無度，就不怕將來連累子孫嗎？
景延廣羞愧不已，這才止步於37萬貫。
當然，這37萬貫未必是實際數額，各級官吏之所以高效，是因為他們可以打著皇上的旗號，名正言順地搶錢，然後中飽私囊，超出指標的錢，很大一部分都是流進自己的口袋。
再比如兗州節度使安審信，之前就以修築城牆、應對戰爭的理由，向當地百姓強行攤派，搜刮來不少錢財，當中央特派專員到兗州時，安審信恰巧不在辦公室，中央給兗州的指標是10萬貫。特派專員逮捕了安審信的倉庫管理員，命他開啟倉庫，裡面滿滿的都是錢囤（存放糧食或現金的大竹筐，大者如房屋），特派專員隨便開啟了其中一隻錢囤，裡面的錢就超過了10萬貫。特派專員呆立當場，望著滿滿一倉庫的錢囤，不禁感嘆，這孫子究竟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