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露記得經濟不富裕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但她不曾真正體會過斷糧或居無定所的威脅，畢竟她從來沒有淪落到那種境地。在香港的那些年，她和媽媽雖然過得拮据，所幸身體卻十分健康，主要開銷不過是房租和吃飯，不比蔡琳這種到處借貸的舉步維艱。
在她考上美國的寄宿高中以及後來的耶魯大學後，家庭的經濟壓力反而小了，因為高額學費與住宿費都由學校提供的獎學金支付，媽媽不用專門給她打錢。
為了支付她所有的額外開銷，像是衣物、書本、寒暑假活動和學期中間偶爾跟朋友一起出去社交的費用，朝露在四年的大學期間一直在校園裡打工。好在工作內容並不辛苦，因為她用心瀏覽各類招聘帖子，特地找了價效比高的那種零工—比如運動賽事檢票、中文課輔導答疑以及坐在音樂學院琴房門口和法學院圖書館門口檢查學生證件，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做自己的事。
再次強烈感受到經濟壓力，可能是上法學院的時候，她破釜沉舟地向銀行借了十幾萬美金的貸款以完成三年的jd學位。紐約的生活費用驚人，她只能儘量去節省，外食的次數少之又少，全靠自己在家動手豐衣足食。
跟她諸多富二代官二代的同學一比，朝露簡直是雜草根的出身，為了地鐵誤吞她的乘車卡可以跟一臉晚娘面孔的站員理論上半天。
也正因此，她一直以為自己是個相對樂觀的人，即使是在人生的最低谷，也沒有放棄未來會更好的希望。然而如果將她放在蔡琳的鞋子裡，她恐怕無法在承受那麼多痛楚後，依然溫柔敦厚地對待這個世界。
也許有的時候，人比人，才知道自己擁有多少，是多麼富足。
朝露帶著一種全新的幸福感回到了自己的家，往常怎麼看怎麼暗淡的酒店式公寓標配傢俱，居然在她感恩的眼光裡，多了幾分光鮮亮麗。
她好像有點開始明白，為什麼古人會說施比受有福。
所以在老闆王赫甩鍋給她，讓她代表合夥人群體和北京以及上海的辦公室主任一起牽頭秋遊團建活動時，她也沒有下意識的反抗，反而是甘之如飴地接了下來。
他們律所國內的兩個辦公室每年有一次全員3天2晚國外旅行與一次同樣長度國內旅行的預算，所謂國外，壓根兒跑不出亞洲，總之是在幾個鄰國，機票費用不貴。通常秋遊是在國外，春遊是在國內。
北京和上海的兩個辦公室主任在她的指示下，做了個電郵問卷調查，給了大家三個秋遊的地點選擇：日本關西、韓國濟州島、泰國蘇梅島，然後根據投票結果少數服從多數。結果可能因為許多年輕孩子想去日本吃喝購物外加買馬桶蓋帶回來給親友，絕大多數有效問卷都選擇了日本。
於是他們的行程就定在了11月中去關西的大阪、京都和奈良，剛好趕在那邊的紅葉季尾巴。後面的具體事宜主要是辦公室主任和旅行社去商定，朝露所需做的只是個聆聽他們彙報結果、以及拍板簽字的活兒，非常輕鬆。
去往日本之前，為了鍛鍊大家的體力和給幾名參加慈善拉力賽的工作人員籌款，他們北京辦公室的人還專門在10月下旬的一個週末爬了趟香山。老闆王赫承諾爬山當天每來一個人，他個人就為慈善籌款多捐獻1000，所以大家為了支援那幾名參賽的同事並且好好放放這隻黑烏鴉的血，特意犧牲了一個週六的時間一大早在香山底下的地鐵站集合。
香山位於北京西北郊，主峰香爐峰，也叫鬼見愁—空有一個聽起來響亮聳動的名頭—實際上海拔僅有557米。
香山這座小山丘，朝露小時候不知道爬了不知多少次了。童年時，謝曉晨特別喜歡靠免費的爬山運動鍛鍊身體，一家人經常週末過來打卡，香山的春夏秋冬她都見過n次，每次來毫無新鮮感可言。
當然，在外地人看來，香山還算是個首都的名勝景點。
律所裡面大多數律師都不是北京土著，甚至不一定在北京讀過書，一提起香山，他們自然想到的是“香山紅葉”。哪裡曉得葉子紅是紅，人也真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