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國資部的人對於吳光良提出的這第一個政策，都表示了認同。
看到大家都沒有反對，吳光良繼續說：“我們無法控制育齡婦女的數量，但是，我們可以有序地引導這些育齡婦女的生育時間。
比如說，我們的醫療系統登記的孕婦人數是清楚的，她們的預產期也是清楚的，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對未來幾個月的生育形勢進行干預。
如果在某一年度孕婦的數量已經接近了七十萬標準值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出臺政策，要求在這個時期內有生育計劃的夫妻延遲生育計劃。”
“如何讓他們能夠按照我們的要求來延遲生育計劃？
罰款？沒收財物？還是讓他失去工作？“
“經濟的制裁並不是萬能的，行政的手段也會產生很嚴重的後遺症。
何況，我們華夏國本身就有一個非常有效的引導機制已經覆蓋到了所有成員的誠信值。”
小寶說：“這誠信值對應的是當事人日常生活中的誠信行為，與你所說的這個有點不沾邊吧？
如果在這個誠信值之中引入太多的政策因素，我覺得有可能弱化誠信值對個人的評價公平。
因為，如果這個誠信值會因為政策的因素而受到影響的話，並不能夠真實的反映出這個人的日常行為。
他們會覺得是自己運氣不好，遇到政策因素而影響到自己的誠信值，從而影響別人對自己真實行為的評價。
所以，我認為這樣做並不合適。”
“難道你們忘了，還有一個可以影響到個人誠信值的因素社會貢獻點。
育齡婦女按照我們的政策要求延遲了生育計劃，就是在為我們的社會管理作貢獻，所以，適當地獎勵一定的社會貢獻點也是應該的。”
“問題是，我們該如何來界定，哪些人是響應了我們的政策要求延遲了生育計劃。
比如說，我明知道今年的懷孕人數已經達到了上限，然後不管有沒有生育計劃的都說他們已經做好了生育的打算，難道說我們要給所有的育齡婦女都獎勵貢獻點？”
“就是，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我們根本無法界定哪些是真正的生育計劃，這樣會明顯地影響到政策的公平性。”
“這樣的做法如果並不違規的話，會嚴重損害到我們華夏國的誠信評價體系，因為這樣的政策不但沒有引導大家的誠信行為，反而會成為一種反面的引導，我也認為不妥。”
“……”
國資部的人紛紛對吳光良的辦法提出質疑。
魏民生也注視著吳光良，希望他能夠找到一個至少在理論上沒有問題的辦法，來證明他的政策是切實可行的。 2k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