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光良喝了一口茶說：“我們的人口計劃應該是計劃未來。
一個人從出生到開始創造社會價值，需要花費近二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認為我們提前二十年的時間來進行規劃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未來二十年的人口結構完全是因為現在的人口政策來決定的。
如果我們不認識到這一點的話，很有可能會重蹈覆轍，走上那個國家曾經經歷過的老路。
五億的總人口應該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上限，但是，至少我們華夏國在二十年的時間裡，是不可能達到這樣的人口規模的。
所以，我們不妨先制定一個二十年後的人口目標。
比如，我們先把五千萬人口做為我們未來二十年的人口數量控制目標，並圍繞這個數量來進行人口規化。
根據那個最佳年齡結構圖中各個年齡所佔的比例來計算，如果把死亡曲線設定為從六十歲開始的話，在六十歲之前，每年的最佳出生人口數量為七十萬人，上下不超過百分之十。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華夏國能夠在二十年之內，把六十歲以前每個年齡段的人口數量控制在七十萬左右。
那麼，在二十年之後，我們就可以達到這樣一個五千萬的人口規模，而且，所有人口的年齡結構就會接近或達到，我們先前所說的那個最佳的人口結構模型所表現的狀態。
對於現有的人口來說，只要新加入的人口，按照年齡段統計出來的數量沒有超過七十萬人，那麼，我們就可以加大這些年齡段的人口融入數量。
如果某一個年齡段的人口數量已經達到七十萬這個標準值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啟動相應的措施，提高這個年齡段的人加入華夏國的門檻，以防止在這個年齡段產生人口高峰。
而對於每年的新生人口來說，只要新生人口沒有達到七十萬這個標準的時候，我們可以出臺相應的措施來刺激生育，並且在出生人口接近這個標準的時候逐步取消刺激措施，以確保該年齡段的人口控制在標準範圍之內。”
魏民生聽了吳光良的解釋，說：“根據最佳年齡結構來制定人口政策，這倒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只不過，有些措施聽起來很簡單，但實行起來卻可能遇到各種無法預料的障礙。
比如說控制生育這個政策，你要如何來保證每對夫妻擁有平等的生育權？
如果保證不了每對夫妻都擁有平等的生育權，必然破壞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這個公平的社會生態，從而誘發一些新的社會問題。
我覺得你至少要拿出一個行之有效，並且公平公正的控制生育的辦法，我們才能夠進行下一步的探討。”
吳光良說：“我認為應該把‘晚婚、晚育、少生、優生’這個政策融合一下，並加入刺激生育的政策，這個計劃生育的政策，才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有效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手段。
如果經過醫學檢查，發現某人有嚴重的遺傳疾病，有極大的機率生育出存在缺陷的嬰兒。
我們就應該控制他們的生育行為，因為，如果他們生育的都是身體有缺陷的嬰兒，對他們的家庭和社會來說都是一種負擔，對嬰兒本身來說也是一種痛苦。
這樣的生育政策我想應該沒有問題吧？”
經過這幾年醫療技術的大力發展，國資部的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孕期檢查的意義，減少了很多發育不正常的嬰兒降生的數量，優生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