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那杯由邪惡和野心釀成的毒酒，最終澆到了所有倭國諸侯的頭上。
此時海的另一邊，倭國的內亂再一次上升到新的高度，和之前不一樣的是，不再是諸侯混戰，而是不知從哪裡得到了魏國援助的關白源本義，挾持著天皇，以堂皇正當的名義討伐著各路諸侯，由於大部分兵力已經渡海，所以現在的倭國局勢一下子明朗起來，樂觀估計，幾年之內，倭國的亂世就要結束了。
這場倭金聯合入侵高麗的戰爭，最終以大魏和高麗的勝利而告終，在倭國的史書上，這場戰爭延續了戰國時代的光榮以及名將的光輝，雖然未免光彩--而這一點他們也承認，在高麗的史料上，這場戰爭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崔承允的存在，至於其他的因素，似乎也是有的，只是比較次要。
至於大魏...這場戰爭並沒有留下太多筆墨。
或許是因為主帥黎盛的選擇終究不好看不好聽，或許是從頭到尾魏國也就出了江南的四萬大軍，這在北方魏遼的戰場上只是兵力的零頭，反正--魏國從上倒下都沒覺得這是件什麼大事。
相對而言，倭國拼了老命，幾十個諸侯出兵，浩浩蕩蕩渡海而來；高麗則是差點沒命，都被人打到了國都，要不是大魏出兵救援，估計國祚就這麼斷了，而大魏呢？拿錢辦事，乾脆利落，根本就沒要北境的主力邊軍幫忙，四萬大軍渡海，加上海軍威懾，半年就把七萬倭寇送上了西天。
當然，還有金遼。
金國大概是這場戰爭中，除了魏國賺得最多的，不止是一開始的悍然入侵，一路打到高麗西京所劫掠的財富，還有在魏軍忙著收拾倭寇時，金國與高麗達成了一致，用駭人聽聞的價錢讓高麗把西京以及大片國土買了回去，然後乾脆利落地撤離高麗國土，與遼國繼續死磕--從這一點上看，金國還是很講信用的。
遼國呢？出兵慢，還一個勁地盯著金國猛打，開京怎麼樣他們完全不管，失了高麗人心，而且到最後也沒把金軍殺光，雙方廝殺固然慘烈，但經過這一遭，金國從高麗拿到的東西，已經足夠他們在遼東成為遼國的心腹之患了。
而在魏軍的身後，在黎盛下令在釜山城外殺降的那一刻，圍攻開京的大軍，也終於是爬上了開京的城牆，殺到了城內。
這一刻的崔承允並不意氣風發，或者說，當他能成功帶著大軍來到開京城下時，他就已經知道了這個結果，如果說以往李氏的底蘊還能鎮壓整個高麗，那麼在金倭聯合入侵之後，李氏的舉動、江山的淪陷已經讓所有高麗人對他們失去了最後的敬畏與推崇。
沒有什麼意外，大軍入城，高麗王李宗衍，所有皇室李氏血脈，冥頑不化依舊職責崔承允為反賊的官員，試圖反抗的禁軍--全部被殺了個乾淨。
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自古以來奪位都是這一套，當高麗皇宮沁滿了血，當李氏的血脈從前一天的高高在上到這一刻的催命符，當崔承允走入那座大殿，卻沒有一個人敢抬頭與他對視時，這場高麗的內戰，就基本結束了。
簡單有效的，便是最好的。
而此時南方慶尚道光復、倭軍三萬被盡殲於釜山的戰報也剛剛入城，坐在那把王椅上的崔承允展開讀了很久。
他毫不意外這個結果，也並不打算違背自己之前做出的承諾，他只是在想，以後的高麗，徹底倒向大魏，成為大魏一份子的高麗，會是什麼樣子呢？
以及，這把王椅坐起來可真不舒服。
......
十三世紀末的東亞格局堪稱"破碎的多稜鏡"：魏遼兩大帝國在北方持續幾十年的拉鋸戰已進入白熱化，地處半島的高麗不得不在金國劫掠、倭寇侵擾與內部傾軋的三重危機中尋找生存之道。崔承允主導的《開京條約》簽訂，將傳統朝貢體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捆綁模式，這種被後世稱為“半殖民地化”的特殊形態，實為小國在亂世中被迫進行的政治豪賭。
開京之圍期間王室集體逃亡濟州島的決策，暴露出李氏政權已喪失基本的統治合法性。據《高麗備要》記載，樂天二十一年全羅道秋稅實徵率僅達賬面值的17%，而同期慶尚道軍戶逃亡比例高達43%。這種系統性崩潰不僅源於倭寇入侵，更深層的原因是李氏貴族透過“科田法”兼併了全國62%的耕地，導致財政基礎瓦解。當崔承允在開京死守血戰倭軍時，濟州島上的王廷卻在討論要不要渡江內附遼國以避難，這種統治集團的徹底腐化，使得王朝更替具備了歷史合理性。
現代史學界對崔承允的評價長期存在“解放者”與“賣國者”的爭議。支持者往往援引《全州軍議錄》中“寧為魏藩屬，不作倭奴僕”的宣言，強調其透過戰略妥協保全了高麗文明火種。反對者則聚焦“海關讓渡條款”和“魏商治外法權”，認為這摧毀了經濟主權。但條約中看似屈辱的條款，實則也暗含精妙算計：當魏軍駐紮濟州島、釜山港、江華島、仁川，高麗實質上獲得了一道抵禦倭寇的防火牆；而允許魏商壟斷鹽鐵貿易，則在短期內緩解了因戰爭導致的物資短缺。更關鍵的是，崔承允透過世子為質、官員任免稽核等條款，將李氏王朝的剩餘影響削減到了最低，這種“以主權換治權“的政治智慧，使其新政權得以在殖民體系的裂縫中培育自主性力量。
當然，歷史的代價從未缺席。條約簽訂後的十年裡，高麗經歷了痛苦的轉型陣痛。據戶曹統計，光定三年魏商控制著全國78%的鐵礦和92%的海鹽貿易，代價是慶尚道半數礦工活不過四十歲；開京西市每日有滿載人參貂皮的商隊出發，但沿途常見凍斃的民夫屍骸。最具爭議的當屬文化認同的撕裂--當崔氏國主穿著魏制冕服祭天時，漢陽城的儒生正焚燒《中原禮儀考》；全州書院的學子們一邊研讀朱熹新注的《論語》，一邊傳抄著《海東哀忠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依附性發展還催生了特殊利益集團--開京條約港形成的買辦階層，既充當經濟殖民觸角，又成為技術傳播中介。條約港經濟的野蠻生長，最終在高麗社會撕開了一道血與火的現代化創口。據《開京海關十年報告（1295-1305）》顯示，魏國控制的釜山港在條約簽署五年後，吞吐量激增至戰前的43倍，但這種繁榮背後是驚人的資源掠奪：僅1301年，高麗透過該港輸出的銅錠就達180萬斤，相當於王室鼎盛時期六十年的產量。這種畸形的貿易結構催生了兩個相互撕扯的半島--以開京為中心的"條約經濟圈"瘋狂吞噬資源，而傳統農業區則陷入"白銀黑洞"導致的通貨緊縮。
頗具弔詭意味的是，這種經濟殖民客觀上重塑了高麗的生產關係。全羅南道出土的《金海冶戶契約》證實，魏商帶來的“預付包買制”瓦解了傳統匠戶體系，催生出朝鮮半島最早的僱傭勞動群體。雖然這些冶鐵工人每日勞作長達八個時辰，但他們的日薪（摺合米三升）已超出傳統農奴五倍，這種經濟誘惑推動著賤民階層大規模流向條約港。當保守派文人痛斥“人心不古”時，他們或許未曾察覺，高麗社會最底層的上升通道正悄然開啟。
總而言之，高麗的半殖民化歷程揭示了一個殘酷的辯證法則：殖民體系既是枷鎖也是手術刀。魏國資本摧毀了傳統經濟結構，卻催生了僱傭勞動制度；軍事依附剝奪了國防自主權，但推動了火藥技術的傳播；文化殖民撕裂了士林認同，卻孕育出民族主義思想。正如全州學派樸世煥所言：“半島的現代性不是自主萌發，而是在殖民暴力中嫁接的異種果實。”
這種“創傷性轉型”為後世提供了雙重鏡鑑，從積極層面看，條約港經濟瓦解了貴族土地壟斷，為崔承允的科田改革奠定基礎；買辦階層的雙語優勢，使高麗在十四世紀成為東亞技術中轉站。但消極遺產同樣深重：資源掠奪導致的環境退化，直到崔氏王朝中期才得以恢復；殖民時期形成的依附性經濟思維，至今仍在半島南北關係中被反覆重演。
結語：高麗的半殖民地化，本質上是一個文明在時代衝擊下的適應性蛻變。它既是被迫開啟國門的屈辱史，也是被動捲入東亞一體化的啟蒙史。當我們站在七百年後的今天回望，或許會更理解崔承允的選擇：在魏遼爭霸的“大爭之世”，小國的生存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抉擇，而是在煉獄之火中淬鍊新生的過程。歷史沒有給予高麗更好的選項，但至少，它掙扎著活了下來。
--《依附與嬗變：高麗王朝半殖民化程序的雙重性再探》，高麗大學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樸正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