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總體環境最好的洪武時期，禮部的官員曾向朱元璋提議設定武學，開始進行武舉考試。可是朱元璋主觀簡單的認為，這會造成“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的結果。
這名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天子表示“三代之上古之學者，文武兼備”，而“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閒俎豆拘於一藝。”所以明朝的開國皇帝，堅持反對自己國家武學的設定。（注一）
朱元璋對武學沒有好感，也許和宋代武學的前車之鑑有關，因為前代宋朝的武學並沒有搞出什麼好成果來。
而且當時明朝國內也需要大興教化，穩定各地的社會秩序，結果明代的武學沒能在最好的時間段裡誕生。所以朱元璋就這樣放棄嘗試，實在是讓人覺得有些太過可惜。
那麼在洪武時期，明朝是如何培養軍事人才呢？
在明朝立國之初，憑藉著一大堆經過戰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挑選，自然就會有一批本領過硬，軍事素質不凡的軍官集團。
雖然他們之中的人，大部分可能是文盲。缺乏文化修養的這些軍官，也不一定能寫出什麼好的軍事教材。但是他們在教導自己子侄時，透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傳授自己的戰爭經驗，也能替明朝衛所培養出一些具備一定軍事素養的人才。
再加上洪武時期透過嚴格的比試製度進行抽選，繼承武官的新一代衛所子弟也得到了有效的監督。他們為了順利繼承珍貴的世襲武職，只能認真鍛鍊他們的軍事技能。
同時朱元璋還運用嚴酷的法律約束武官集團，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軍人子弟的驕惰風氣。當時明朝衛所的內部環境是“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了手，蹴圓的卸了腳”。（注二）
所以明初的衛所軍還是具有一定素質，可以應付當時周圍的各種軍事挑戰。但在明初那一批老兵都去世以後，這種培養人才的機制自然就沒有以前那麼有用。再加上世襲武官在後來的日子裡日益不值錢，原來比較尚武的環境也逐漸崩潰。
而正統初年設定的兩京武學，雖然沒有像各地的衛學一樣，成為完全教授儒學的場所。可是兩京武學卻也是以傳授儒學經典為主，軍事技能的教育反而淪為了更次要的存在。
兩京衛所使用的教材是《孝經》、《忠經》、《小學》、《論語》、《孟子》和《大學》，以及《武經七書》、《百將傳》、《大誥》等書籍。其他的教學內容就是要求武學生每天寫一百個字，每五日一次由教官領到城外練習弓馬。
這樣的武學培養出來的軍事人才能有多少人可堪一用，是十分值得懷疑的。而更可笑的是，這種武學培養出來的預備軍官，對自身的短板缺乏足夠認識。其中有很多人認為自己與眾不同，看不起邊軍那些從最底層打拼起來的大老粗。
先不說他們學習的《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能對實際的戰爭有什麼用處。即使是《武經七書》這種明顯偏軍事哲學的東西，他們也多半當成死記硬背的考試用具，而不去理解這些先賢遺產留下的核心意思。
如果仔細對這些預備軍官進行考察，他們之中不少人甚至連斷句都可能出錯。這些人在武學裡的學到的東西，能指望的或許只有他們不是文盲了。
這種東西在張孟誠後世人的眼光下，自然是沒有絲毫可取之處。他認為明末的大批流賊中，較為常見的一些孩兒兵，雖然在文化素質比不過朝廷的武學生。但是要說起衝鋒陷陣的本事，絕對會比這些眼高手低的武學生高出不少。
當然張孟誠的評價也可能太過苛刻，他對於明代軍事教育機構的要求過高。畢竟要達到後世軍校那種程度，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是後世的軍校，也是在幾百年的時間裡一點一滴不斷地積累起來的。而且也不是明朝所有的軍事教育機構都是如此，還是有一些算得上比較專業的武學設定了起來。
比如在隆慶年間，由戚繼光等人強烈要求朝廷設定的遵化、永平、密雲三鎮武學。這些有些類似於近現代軍校的武學，教學內容很有針對性。而且有戚繼光等不少具有過硬軍事技能的人才在，這些武學的師資力量也有一定的保證。
戚繼光主張武學分為四個專業，一是側重於軍事理論和謀略的韜略，教學內容自然是《武經總要》和孫吳兵法等傳統兵學經典教材。
二是武藝，也就是各種武器的使用和訓練方法，刀槍、弓弩、火器都有。三則是膽力，多是一些扛鼎、舉重和臂力的訓練。
第四個就是雜技，是一些具體的戰法和輔助性的知識，如天文氣象、火攻水戰等一切可裨軍機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