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良一聞言有些尷尬地合上筆記本，眼睛一轉，問道：“你認為這次中國青年作家訪日，會給日本文壇帶來什麼啟示嗎？”
張潮：“……”你就不能多抵抗兩下嗎？這就繳槍投降了？
不過既然人家都這麼問了，張潮也不吝於表達自己的態度：“我認為中國青年作家訪問日本，一方面是為了交流；但另一方面，也是送日本文壇一面鏡子。”
孫良一嚇了一跳，不可置信地問道：“鏡子？什麼鏡子？”
張潮點點頭，道：“一面叫做「現代性」的鏡子，既可以照見自己，也可以照見前路。”
孫良一對文學也頗有研究，問道：“「現代性」的鏡子？難道日本青年作家的創作缺乏現代性嗎？這恐怕很多人會不同意。”
張潮道：“其實這個問題，我在最近一段時間已經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都探討過了。從創作的內容來看，日本文學當中當然不乏「現代性元素」，但是就連日本的研究者自己都認為，從明治維新開始的日本近代文學，所謂「現代性」並非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特定時期被建構的思維模具。”
孫良一一愣，這顯然超出了這次採訪的預設範疇，不過這時候也只能硬著頭皮聽下去了。
張潮接著道：“日本文學的「現代性」是被高度壓縮過的，相較於歐洲數百年的漸進過程，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短短數十年內完成了從漢文學傳統到西方現代文學的轉型。
這種壓縮導致了一個結果——本國的文學傳統被改造為連線「現代性」的一種工具，就像《源氏物語》被定義為‘世界上最早的長篇’一樣。
實際上在它誕生之初，連‘’這種文學概念都沒有，紫式部也不是懷著寫一部‘長篇’的態度進行創作的，‘物語’可能更接近‘傳說’或者‘故事’的含義。
當它被定義為‘世界最早的長篇’的那一刻，作者本人的許多意圖和作品本身具備的許多審美都被抹殺了——它再也回不到未被定義前的狀態了。它永遠只能作為歐洲文學視角下‘novel（）’的一個子集。
就像今天，我們把‘話本’‘演義’‘平話’‘說話’‘擬話本’‘諸宮調’……都粗糙地命名為‘中國古代’一樣，很大程度上抹殺了獨特的審美價值。
而在英語文學中，卻還保留了‘Novel’‘Fiction’‘Story’‘Narrative’……等複雜的分類。
所以這種現代性的思維模具本身是一種文化殖民：既是對西方現代性的笨拙模仿，又是對本土傳統的暴力重塑。但即使是夏目漱石這樣的文豪也無法擺脫這種困境，即使他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而中國文學，也存在這樣的焦慮，所以我才說這是一面鏡子。這一次訪問日本，其實更多是想透過交流，找到「現代性」在本國社會發展中的原始萌發。它可能不在書店的純文學書架上，也不在精英作家的筆尖上，而在我們意識不到的角落裡。”
孫良一記錄的筆觸越來越凝重，如果說之前他和張潮還是“各懷鬼胎”的話，此刻他已經完全被張潮表達的觀念所吸引。
張潮的理念實在太宏偉了，這些話彷彿不應該從眼前這個20多歲的青年人嘴裡說出來。
良久，他終於問出了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你也說這個問題日本的研究者很早就意識到了，但是至今也無法擺脫這種束縛。
會不會這就是一種宿命，曾經的弱者永遠無法抹去強者在其身上留下的痕跡——就像中國文化對東亞的影響一樣，日本與韓國的本國文字，永遠需要漢字作為構成的基礎。”
張潮有些意外地看向眼前的中年油膩男人，不過他並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不試試，怎麼知道呢？”
孫良一對張潮的採訪就在雙方都不太滿意的狀態下結束了。
張潮不滿意，是孫良一實在太慫了，沒有起到一個“反派”應有的作用，只勉強給這場活動打了一劑輿論的預防針，主要還是由自己完成了對訪日之旅的價值錨定。
孫良一也不滿意，他原本只是想要蹭一波熱度，順便看看能不能從張潮那裡撈點什麼獨家新聞，結果卻被張潮三言兩語給架到了尷尬的位置上，進退兩難。
雖然張潮最後的陳述，讓他這個老油子也頗有感觸，但是回家之後他就犯了難，最後萬分艱難之下，憋出了一篇挽尊的文章——《破冰者與架橋人：中國青年作家訪日代表團的先鋒意義》
文章一開頭，就用頗有詩意的筆觸，將自己的轉變寫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