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表博文“勿給抑鬱症患者‘貼標籤’”後，受到許多朋友的批評。
所有批評概括起來，大約集中為一個問題：我反對追究孫仲旭的死因，是不對的。孫仲旭罹患抑鬱症，和他的生存狀態有關，有著明顯的社會性因素。孫仲旭之死，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抗。追問孫仲旭的死因，不是批評他的性格和質疑他的脆弱，而是對社會進行批判。
我理解這些朋友的善意和初衷。我當然也認識到孫仲旭作為翻譯家的生存狀態的窘迫，和他作為思想者面對當今社會現實的苦悶。
但我仍然認為，當我們表達一個觀點的時候，仍然需要嚴密的邏輯，因果之間要有科學的、理性的一一對應關係。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孫仲旭之死和他的處境、思想、情緒、意志、毅力等等，缺乏直接對應關係。（當然我不否認各種社會因素和人格因素的存在，但不是直接對應關係）
我想在此明確表達以下觀點：抑鬱症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知識分子的心理病”。抑鬱症的對面不是“不快樂”，而是“失去生命活力”。原因是大腦主導的荷爾蒙和化學反應失控。
具體地說，就是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分泌不足。後者可以簡單理解為興奮劑。缺乏這種神經遞質，意味著缺乏刺激物，從而生命缺乏足夠的動力和能量，造成醫學上的“精神運動性阻滯”現象。
這種現象下，患者做任何事情都會覺得艱難。吃飯、走路、洗澡、交談等等，平常人的平常事，對他們都是千難萬難，都需要極大的毅力。
再說一說抑鬱症群體的問題。
我反對抑鬱症是“知識分子專屬病”的判斷。這個判斷多半來源於想當然，出於自身對於社會現實的不全面觀察。
我的觀點是：底層百姓比知識分子更容易罹患抑鬱症。這在經驗觀察層面能夠得到驗證。據我調查，多個精神專科醫院的接診記錄證明，來院就診的農村居民佔一半以上。
斯坦福教授Robe
t Sapolsky曾經專門研究過壓力機制問題。他在非洲研究狒狒時發現，這種動物等級森嚴，高階狒狒擁有一切，底層狒狒則很慘，吃不飽，還受欺凌。他發現，這些狒狒壓力荷爾蒙水平與它們的健康狀態密切相關。越是底層的狒狒，壓力越大，越容易患高血壓、胃潰瘍，精神上也越容易躁動不安。這說明底層的生活壓力會變成生理壓力，最後傳導到精神層面。由於狒狒是靈長類動物，它可以成為研究人類壓力的模型。
生物體對於環境的應激反應大約是這樣的：當感覺到壓力時，大腦丘腦下部（amus）區域一個小小的迴路會釋放壓力荷爾蒙，將身體置於高度警覺狀態，在短時間內調動生命潛能，準備迎戰各種危機。等到危機過去，應激反應就會自動關閉，從而休養生息。但如果危機是持續性的，應激反應系統長期開啟，不能關閉，就像底層狒狒那樣，危機就會演變成慢性壓力，長時期身體機能受到損害，情緒也趨於出問題。
所以，Robe
t Sapolsky認為，壓力並不直接引發任何單一的疾病，慢性壓力才更可怕。
而在所有的壓力中，最痛苦的是無能為力感——你無法改變自己的處境，你對未來沒有處理能力，不知道痛苦何時會是盡頭——這或許是為什麼窮人更多抑鬱症的原因。
諾貝爾獎獲得者、人道主義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長期關注底層社會，曾專門研究過貧困問題。他認為，貧困不僅僅是生計問題，還帶來自由的喪失和精神的危機。我想，這個觀點和Robe
t Sapolsky的論述是相通的。
總之，抑鬱症絕不是思想痛苦導致的情緒低落或者自暴自棄。它有著深刻的生理與生物學根源，與其他疾病一樣真實。
在所有壓力中，最痛苦的是無能為力感——你無法改變自己的處境，你對未來沒有處理的能力，不知道痛苦何時會是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