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建立政權未見得執行的多好，實際上哪怕田見秀完全貫徹李炎的想法，闖營軍力能輻射的區域真正落實的農村也就堪堪五六個。
其餘的鄉村豪紳不是主動投獻了財產，便已經舉家逃走，對於舉家逃走的豪紳，闖軍就無能無力了，畢竟等闖軍一走，這些豪紳又會回來。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李自成跟李炎是有矛盾的。
李自成的思考之中，地主豪紳沒有一個是好人，若是說十個全殺或許是有冤枉的，隔一個殺一個那定然是有漏網的。
出於階級仇恨，李自成認為針對地主豪紳便應該不做細分全部處置掉，莫說是投獻一半家產，便算是給出全部家產，該殺還是得殺。
而李炎則堅決反對李自成的想法，按照他的話來說，針對地主應該區分其性質、大小、財富的多寡，然後進行分化，拉攏中小地主打擊大地主，在封建社會完全脫離地主階級向著政權發起衝鋒的人往往沒有好下場。
分田質子，本質上就是希望透過部分的妥協來實現對部分有產農民的團結，當然這在李自成看來便是屬於“對地主階級妥協”的範疇了，李自成更偏愛的還是“均田免賦”，至少對於飽受壓迫的他來說，“均田免賦”那是日思夜想的普世價值觀。
李炎不是李自成，也不是這個時代的樸素農民，他也很難跟李自成說清楚土地兼併在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情況下的必然性，所以只能告訴李自成：“此權宜之法，為今之計，當分朝廷之力，而厚積義軍臂助，如此才能克成大業。”
權宜之計，儼然成為了李自成跟李炎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於是李自成也就捏著鼻子認了“分田質子”的貫徹落實，也對部分投降一半家產的地主採取了拉攏的政策。
在和諧分氛圍之下，只有顧君恩是洞若觀火的，李自成跟李炎已經儼然有了政策之爭了，私下他提醒過李炎，李自成是君，他們是臣，在政策方面該讓就要讓，不要那麼死板。
可李炎不能讓啊！
他是知道闖營的結局的，四百天，十幾年的心血就被滿清奪走了，如果不想這樣的局面再發生，他就不能走闖營在歷史上的老路，地主階級該團結就得團結，政策該靈活就得靈活。
闖營軍事經驗豐富，但是在政策問題上，始終處於幼稚狀態，教條跟不靈活充斥著大順政權，這也是為什麼在隨後跟滿清的角逐中慘敗的原因。
皇太極可以舔著臉找崇禎求和，然後翻手幹掉朝鮮跟蒙古，多爾袞可以給吳三桂封王換取入關，可以暫緩削髮令迷惑漢人地主，反觀李自成呢？整個鬥爭過程中，始終堅持著自己的理想，三年免賦造成了大順政權嚴重的財政負擔。
而缺少錢糧的大順政權不得不透過拷掠來獲取軍需，可這樣無疑是將地主階級得罪死了，直到丟掉整個京畿華北的時候，李自成才後知後覺的宣佈暫停拷掠，可顯然這個時候已經晚了......
李炎對這些問題洞若觀火，他必須嘗試著改變李自成的想法，不然這一路下去依然是死路一條，但，好在現在似乎李自成還是大體按照他的思路在走。
在商州清理“乾淨”的幾個村子，李炎說服李自成進行了一次大膽了嘗試，那就是“選舉”。
其實選舉這東西也是頗為悚然聽聞的，顧君恩就強烈反對這樣的做法，按照他的說法，自古以來，官職便是授予的，天子也是代天牧民的，哪裡聽說過居然允許黔首自己選取守牧官員的講法？
顧君恩的看法也是李自成的看法，李自成認為當真要在農村搭建政權，也得是由闖營選拔精幹者授予官職，讓地方自行選拔是什麼道理？
當然，李炎很容易就反駁了顧君恩跟李自成的觀點。
李炎首先引用上古的記載，稱在上古時代，賢能的君主都是由推選產生，怎麼能說沒有先例？他甚至話鋒一轉，指出，堯舜以及諸位上古賢王皆出自推選，至今任然懷戀他們的善政，反觀那些世襲罔替的封建帝王，卻只見昏暴者眾，賢明者少。
其實這是在偷換概念，相比於原始的部落推舉法，封建專制明顯是更加具有優越性的，可顧君恩卻全然不能反駁。
因為李炎站了兩個制高點，明末儒學偏向研習先秦諸子，而輕忽於唐宋，自然對上古賢王倍加推崇，顧君恩也不能例外，李炎引用上古賢王便是壓了顧君恩一頭，顧君恩當然不能跳出來指責上古賢王不夠賢明。
而另外一方面，崇禎便是世襲罔替的帝王，李自成現在是造反者，提出民眾所推者，才是眾望所歸者便是政治正確了，不然崇禎代天牧民，你李自成有什麼資格去推翻他？
而針對李自成的想法就更好反駁了，闖營之中誰願意留下來當鄉守？開玩笑，等闖軍一走，明軍一到，留下來和找死沒有什麼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