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舍在陳家村體察民情。
同一時間，察罕從山東撤走、返回晉冀的訊息也早已傳遍了大江南北。因為立場的不一，聽到這個訊息之後，人們的反應自然也就截然不同。有聞訊而喜的，有大驚失色的，有憂心忡忡的，也有歡欣鼓舞的。
但是不管他們的反應如何，卻有一個共同點，是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立刻反應過來的，即：在這一個戰火越燃越烈的亂世中，益都此戰海東獲勝的結果，分明就是一種帶有明顯暗示意味的訊號。
至於這訊號，到底暗示的是對海東有利，又或者對元廷有利，卻也又因為人們出發角度的不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種種不同的結論綜合在一起，可以大致地分為兩類。
其一，認為對海東有利，放而言之，乃至對整個的義軍也是有利的。繼劉福通三路北伐失利之後，曾經一度陷入低潮的北方紅巾，似乎又因此戰而出現了興旺的跡象。而曾經在北方所向披靡的察罕軍，卻也似乎因為此戰，而又將要面對一個堪比當年劉福通的強硬對手。
其二，認為對元廷有利。
海東在此戰中獲勝，誠然會給察罕造成壓力。但是，海東北有遼東，南有山東，南北併力，對元廷之所在地大都更會造成壓力。壓力之下，面對共同的敵人，會不會有可能會導致元廷、察罕與孛羅的放棄矛盾、並且實現聯手？
這三方面一旦實現真正的齊心對外，以察罕與孛羅的兵多將廣，山東必然非為敵手。
山東既非敵手，被察罕或孛羅佔取。北方除了遼東，也就不再有紅巾的勢力了。更重要的，察罕或孛羅一得山東，他們的勢力範圍也就推進至江淮一線。浙西的張士誠、台州的方國珍，這兩個人名義上已經投降蒙元了，察罕與孛羅再一來與他們做鄰居，他們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會不會迫於強壓之下，實質上也投降蒙元呢？殊難預料。即便不實質上投降又怎樣？憑他兩人能擋得住察罕與孛羅麼？也是殊難預料！
如若他們擋不住察罕與孛羅，那就等同蒙元的勢力再度大舉進入江南。加上福建的陳友定，江浙、福建勢必就會因此而重新再度落入蒙元之手。蒙元打通了江淮，重新進入江南，把南北連成一片，以江南之富庶，養北地之雄師，朱元璋、陳友諒、明玉珍，會是對手麼？
金陵城中。
朱元璋與劉基等謀臣接連商議了三天三夜，考慮到了種種可能會出現的最終結果，得出了一個應對的辦法。
“益都此戰，海東雖然慘勝；察罕退走，主要卻非因戰事的關係。若不是因為孛羅突然返回大同，察罕擔憂後防不穩的話，怕戰事至今還不會結束。海東調兵遣將，從平壤拉來了數萬的援軍，戰至最後，卻連濟南都沒有保住。這就好比兩人角力，一方傾盡全力，而另一方卻儲存了至少三四分的力氣。
“海東此勝，固然有利宣我威風；但是如若在海東的壓力之下，察罕與孛羅經過元廷的調解，暫時化解矛盾，解決了後方的不穩，捲土重來，再與益都鏖戰一場的話，臣敢斷言，燕王卻絕對非其對手。”
“先生之意？”
“主公不應該因為此戰而就改變對察罕的方略。越是在這種微妙的關頭，越是應該滴水不漏。臣以為，等汪河從益都回來後，一方面，主公不妨先仔細詢問他一下有關益都的虛實，然後可視情況，決定是否在現有已經示好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與其私底下籤訂一個盟約；同時，另一方面，也應該儘早、儘快地再準備密使，往去晉冀，見一見察罕。”
“兩手準備？”
“對。”
宋濂插口道：“可是，劉公不是說一旦察罕化解了與孛羅的矛盾，再捲土重來的話，燕王絕非對手麼？既然如此，我金陵又何必與燕王私底下籤訂盟約？”
“若以力較力，燕王自然非為察罕的敵手。但是臣聞聽，燕王幕府之內，頗有能人。洪繼勳、姚好古，此數子者，皆計謀之士。前陣子，晉冀、大同的暗探不也有一封密報呈與主公，說孛羅之所以撤軍，其中不無姚好古推波助瀾的原因麼？
“自古權謀舌辯之士，皆不可小覷。‘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運籌帷幄之中，用三寸不爛之舌，一言足可挑動天下風雲之變。或唆外敵驟起戰端，或助己國化險為夷。燕王不及察罕，此是為外力也。洪、姚出謀劃策，此是為內謀也。外力可斷，內謀卻不可判。
“故此，示好察罕，是因為察罕外力遠勝。盟約燕王，則是因為燕王內謀難測。”
說白了，劉基建議朱元璋，兩邊下注。海東佔上風了，有私下的盟約在，可為盟友。察罕佔上風了，最起碼也給他示好過，可作壁上觀。大爭之世，人皆逐利。看他們主臣對話，全圍繞著己方的利益，對海東與金陵同為大宋之臣的這一點事實，卻是全都只當不見。沒有隻字片言涉及。
這也不怪他們。鄧舍與群臣議事，每每談到金陵的時候，又何嘗不是言必稱利，幾時又有人重視過金陵與海東同為宋臣的關係？鄧舍與朱元璋一在北，一在南，遠隔山水，在面對此問題時，卻是出奇的相似與一致。
樹大招風。安豐小明王、安豐宋政權，對他們來說，都只不過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幌子罷了。甚至，他們兩人的經歷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頗為相似。身為宋政權裡現在最大的兩個地方實權派，他兩個人，卻是從頭到尾，都是從沒見去過汴梁、也從沒去過安豐，更從沒見過小明王的。
“先生的意思，我知道了。但是，我卻有一疑，想聽聽先生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