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國時期，戰亂更加頻繁，氐人的遷徙也更加頻繁，分佈區域也日益擴大。在氐族最為強大的前秦時期，氐人分佈在司、冀、並、豫、雍等州，人口近百萬。
若不是後來前秦苻堅在淝水之戰中戰敗，前秦帝國土崩瓦解，氐人的足跡，將會遍佈長江南北、黃河上下、長城內外，人口或許會如今天的漢民族一樣眾多。
在經濟生活方面，氐族以定居農業為主。鄉居悉以板蓋屋，在風格上與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農業經濟發達，《魏略》有云：氐“俗能織布，善種田，畜養豕、牛、馬、驢、騾”。氐人利用麻縷所織成的異色相間的“殊縷布”，暢銷內地。
在社會組織方面，氐人各部“自有君長”，眾多分支“各有稱號”，西漢初年，部落中作為統治階級代表的“王”、“ 侯”已經形成。《魏略·西戎傳》中提及：“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 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即氐人雖然大量移入關中或留居原地，受郡縣統轄，接受中央政府冊封，但是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組織，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本部落豪帥或小帥的支配。
氐人有自己的語言。由於與漢族等雜居共處，交往日久，所以又兼通漢語。《魏略·西戎傳》雲：“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通典》作：“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衚衕”。在和漢人接觸交往時，氐人就說漢語，回到自己家中，氐人就說自己的氐語。這一點，很是和今天的維吾爾族人民相似，大多能夠像掌握母語一樣掌握漢語。
氐人服飾尚青、絳及白色，善織殊縷布，喜穿麻布衣（絲綢穿不起），民族特色鮮明。《魏略·西戎傳》雲：“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南史·武興國傳》亦提及氐人服飾特點，“著烏串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褲，皮靴”。與羌人“皆衣裘褐”、“披氈為上飾”、“ 被（披）發覆面”不同，彷彿處於兩個不同社會階段的族群。
不過，氐人早期婚嫁風俗與羌族相似。《後漢書·西羌傳》雲：“其俗氐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其後母，兄亡則納其嫂。”《魏略·西戎傳》亦云：“其嫁娶有似於羌。”不過，至公元五、六世紀，由於與漢族雜居，氐人的婚俗、文化深受影響，變化頗大，“婚姻備六禮，知書疏”，那時與羌族的習俗已經相去甚遠了。
眾多的民族特色並沒有為氐族人民帶來富足幸福的生活，就像博大深厚的中華文明依舊讓華夏兒女多災多難一樣，氐族人民始終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即使是晉國一統時期，即使有泰康臨世，其生活依舊可以用悽慘來形容。
那時，統治階級從自身利益出發，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的思想支配下，一方面對氐族上層統治者封官賜爵，羈糜拉攏；一方面對氐族下層百姓實行殘酷的壓榨和剝削。
晉初規定：“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戶絹三匹，綿三斤。”較曹魏時的田租多了一倍。並規定“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近夷“服事供職，同於編戶”。而且，地方官員大多任非其才，或貪婪，或殘暴，對轄區各少數民族妄加誅戮，隨意剝削，更加深了內遷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難。內遷諸族往往淪為依附農民或相當於依附農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賣為奴婢。比如那個石勒，其境遇足以讓我們管中窺豹。從奴隸到主人的機遇是鮮有的，但淪為奴隸的境遇卻是普遍的。
值得慶幸的是，不管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民族的人們，在像狗一樣地活著都成為奢望的時候，他們並不願意在沉默中等待死亡，而是能夠奮起反抗，用鮮血和生命，在絕境中拼得一條活路出來。
氐族人民所進行的反抗中，以秦、雍地區齊萬年起義影響最為巨大。
齊萬年起義歷時僅兩年即被西晉王朝殘酷鎮壓，不過，他們的反抗殺死了名將周處，就是那個除“三害”（山中猛虎，水中蛟龍，還有周處）的周處，給晉王朝以沉重打擊。並且，由於戰亂的原因，間接地將李特兄弟和羌、氐、漢十餘萬流民趕往蜀中，拉開了川蜀地區流民起義的序幕。
至於開創前秦帝國的蒲氏家族，並沒有隨著流民南下蜀中，而是帶領著他們的族人堅持留在略陽，並倖免於戰亂，扛過了饑荒，得以書寫另一段氐族人的傳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