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的時候，我終於來到了長安，這座人類目前最先進，也是最繁榮的城市。
在北海灣市便陪同著我的陳紹文先生（注1）對這座城市非常讚賞。還在僅僅能從望遠鏡裡看到長安市的一點點模糊的輪廓時，這個健談的學者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著他三年前第一次去長安時的所見所聞。言語之間，滿是對那次為期半個月的學術旅行的美好回憶。
陳紹文先生是一個旅行經歷非常豐富的人，曾經用數年時間走遍了澳洲大陸的海岸線，據說還和袋狼有過幾次見血的親密接觸。即便這位經驗豐富的遊者都很欣賞的城市，一定比比薩和羅馬漂亮許多吧。
不過，嚴格地說，我在抵達澳宋共和國的本土之前，一直對於這種混合著中國和西歐樣式的建築風格感到十分好奇。
在德意志或者法國的建築學家看來，把古羅馬時期的柱子和現在在他們那裡比較常見的文藝復興風格建築混雜在一起，簡直是不可饒恕的罪過。而一些在澳宋留學的明國青年，也會把用水泥混凝土製作的中式古典樓閣形容為“瘋子”和“怪胎”。
不過...這樣中西混合的建築風格，還真是挺好看的，拋棄意識形態的話。
在我們還待在遊船的頂層曬太陽的時候，幾個侍者上來問我們要不要在船上吃早餐。
陳紹文拒絕了他們的提議。他悄悄告訴我，只要我上岸後表示我們還餓著肚子，前來迎接我們的人就會帶我們去吃長安酒家的廣式早茶。
據說帶領來訪的歐洲客人去吃飯，是長安官員能公費吃喝的主要手段之一。
尚且在東昇的朝陽剛剛照亮天際時，陳紹文就來敲響我的房門。
“伽利略先生，快來看看東海岸線吧，已經有了城市的影子了！”
被急促的敲門聲吵得睡不著覺，我只好披上襯衫，一邊將紐扣塞進縫隙裡，一邊睡眼朦朧地開啟房門：“陳，我這麼老了，睡眠本來就不好，你還來吵我。”
陳紹文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腦袋，隨即拉著我的胳膊把我往樓梯處拖著：“伽利略先生，快去頂層的柚木甲板上吧，看看美麗的朝陽。”
我只好單手和紐扣對抗，跟著這個性子急的地理學家一起往樓梯跑去。
不過海上的朝陽確實非常美麗。以往在地中海沿岸的時候，我也看過幾次朝陽，但缺少今天的感覺。怎麼說呢...義大利的海上升陽，總有種若有若無的壓抑感。用澳宋人的諺語講，大概是“在一個螺螄的殼裡建造了一個用於冥想的房子”。
被四面包圍的地中海，畢竟不比無邊無際的太平洋——它缺少一種天下無邊的豪氣。
很快，在陳紹文綿綿不絕地對長安的、日復一日地描述和吹捧中，時間來到了上午九時許。
南半球的氣候和北邊很不一樣，比如說現在是公曆的四月，但長安已經進入初秋。涼爽的海風吹在我們臉上，將我的帽子捲起飛了幾米遠。
我只好彎著腰跑去撿起帽子，防止它被淘氣又大膽的海鷗飛下來叼走。
不過說起來，南北半球春秋相反，這麼明顯的證據，竟然都無法讓一些愚昧的宗教份子承認地球在繞著太陽公轉，簡直不可理喻！或許斯坦因紅衣主教還在遺憾，自己的前輩沒有把麥哲倫艦隊擊沉在非洲沿海吧。
在海風下待了半個小時後，我們在兩條驅逐艦的護送下抵達了長安港。
之所以在澳宋本土依然有驅逐艦護航，主要是因為還有幾位來自西班牙王國的客人和我坐著同一條船。
這是被澳宋印度洋艦隊俘獲的幾個貴族，其中還有尊貴的巴倫西亞的布英格女伯爵，菲利普國王陛下的次女，克里斯蒂娜公主殿下。
噢，那可是克里斯蒂娜公主，西班牙王室的花朵，馬德里的紅玫瑰。沒想到這樣一位美麗的女子，也和她那忠誠的葡萄牙裔艦隊司令弗朗西斯科先生一起，被強大的澳宋人請到了長安做客。
不過公主殿下和她的海軍少將先生對他們的戰敗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尊貴的公主殿下看起來完全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悲慘遭遇。在這條信風號遊輪上，公主殿下以每天三瓶葡萄酒的驚人酒量贏得了船員和乘客們的尊重。一位來自遠東的俄羅斯客人還一度認為這位被嚴密監視著的美麗女子是他的同胞——要不然不會如此嗜酒如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