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是20世紀40年代開始風靡文壇的女作家，生於1920年的她，適逢中國大地掀起的文學大浪潮中，儘管孩提時代無所知也，但她的創作歷程不能與精神分析理論在中國的發展脫開聯絡。
五四以來，中國文學領域各派林立，作家和批評理論家一方面急於為中國大陸帶來新鮮的文學理論，一方面又擔心作家創作的效率高低，20世紀開始傳入中國的精神分析理論，正是暗合了民眾與知識分子的期許——對於個人內心世界釋放的吶喊，作家與批評家以極富挑戰性的熱情，將一種全新的可以應用到文學領域的理論介紹給讀者，這期間，出現了一系列帶有精神分析特點的著作橫空出世，如朱光潛的《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錢智修的《夢之研究》等，作家之中，也出現了將心理分析技巧融入小說之中的作品，如郁達夫的《沉淪》集，郭沫若的《殘春》和施蟄存、穆時英等新感覺派的作品，皆用心理分析的創作技巧將主人公或是孤獨哀傷，或是在慾望的牽引下夢中意淫，或是自甘墮落在十里洋場的個人意識形態透過文字表現出來，令讀者耳目一新，在新的創作視閾內，嘗試心理分析。
那麼對於張愛玲來說，這些前仆後繼的前輩們，已經用有力的大腳為她拓寬了心理小說創造的道路，張愛玲她自己曾在《童言無忌》中寫到
“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的”[1],可見，這些善於心理分析的作家，有些恰巧是張愛玲所喜愛的，在當時中國的文學社會氛圍中，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論被許多作家所推崇，張愛玲碰巧又喜歡讀這些作家的小說，不得不說，她或多或少的會受到一些影響，併為她此後的創作埋下伏筆，為她刻畫人物形象的審美角度，提供了思路。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作家的童年和少年的經歷對其創作影響極為重要，文字中的不幸源於現實中的不幸，張愛玲之所以接受精神分析理論，是與其個人經歷息息相關的。
張愛玲兒時的缺愛，造成了她成年時對胡蘭成的依戀和渴望，聯絡到後來胡蘭成的背叛，這一切都組成了她寫作的動因。
張愛玲的父親是前清大臣李鴻章之外孫，是個典型的遺少形象，性格暴戾乖張；其母親為一個受西方文化渲染極深的貴族婦女，因此，他的父親和母親在性格、習慣等各方面無不互相排斥，毫無共同語言，舊風氣與西洋化的衝撞，給了張愛玲並不幸福的童年。
那麼，張愛玲對於家庭溫暖和父母之愛的期待，也只能透過其小說的流動展現給讀者。
由此可見，張愛玲相對於當時的其他作家，更容易接受精神分析理論，以排解自己多愁善感的不幸心情。
在其作品中，不難看出其將寫作物件與現實生活相對應的初衷和渴望，例如她出生在沒落的貴族之家,在她的幾部代表作中,背景也都不約而同地設定在沒落的貴族家庭。
張子靜在《我的姊妹張愛玲》中寫道:
“《花凋》中的鄭家即張愛玲的舅舅家；《金鎖記》中姜家的故事也和李鴻章次子家的故事不謀而合；在《茉莉香片》中則有她父母與家人的影子:遺少父親、刻薄冷酷的後母、瀰漫著鴉片煙霧的家。不僅如此,小說中的人物感覺也經常來自於她本人的真實的人生經驗。例如《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作為一個寄人籬下的窮親戚的許多心理活動,就直接傳達出張愛玲在香港讀書時所感受到的
“寄人籬下”的這般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