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早期，基於政府提倡的“中華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時為了證明旗袍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高貴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學者有意識地把民國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飾之間的關係更多地聯絡起來。“‘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觀點並非特別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比如《辭海》中有關於旗袍的註解：“旗袍，原為清朝滿族婦女所穿用的一種服裝，兩邊不開衩，袖長八寸至一尺，衣服的邊緣繡有彩綠。辛亥革命以後為漢族婦女所接受，並改良為：直領，右斜襟開口，緊腰身，衣長至膝下，兩邊開衩，袖口收小。”
例如鬱風的觀點：“旗袍，顧名思義，是指清朝滿人入關前後八旗婦女的衣袍，即以滿蒙為主體的關外婦女的常服……這種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婦女仍多數沿襲明朝風俗習慣穿著較長的上褂，下露長裙。”
又例如袁傑英的觀點：“旗人的常裝與軍裝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簡約的直身為基本樣式，均稱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著，只是在穿著風格上略有不同，官制與民用在選料、配飾方面加以區別而己。”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觀點，從一開始就在學術界受到質疑。“在整個清代浩瀚的文獻中，‘旗袍’一詞從未出現，在清代旗人稱呼自己所服袍服為旗服或旗裝，滿語稱呼為‘衣介’。旗袍二字作為一個具有特定意義詞出現，最早見於1918年沈壽口述，張睿筆錄的《雪宦秀譜》一書中：‘繃有三：大繃舊用以繡旗袍之邊，故謂之邊繃’。這裡的旗袍是作為一個特定的指代某種刺繡服飾的名詞。”
當今學術界主要的觀點認為“旗袍”指民國旗袍，在民國時期發展成熟並形成較穩定形態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觀點：
周錫保在其著《中國古代服飾史》一書中認為：“滿族婦女的長袍……這種長袍開始時極為寬大，後來也漸變為小腰身，其時間已接近於辛亥革命前夕。這種長袍，到後來卻演變成為漢族婦女的主要服飾之一，即後來稱之為旗袍者。
包銘新在其著《中國旗袍》一書中也對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的闡述：“把旗袍視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雖看似無大錯，卻難免有望文生義之嫌，旗袍的內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豐富的多。廣義的可以說旗袍經歷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國時期的新旗袍和當代時裝旗袍三個時期的發展，其中以民國時期的新旗袍最為典型也最為重要。狹義的說，旗袍就是民國旗袍，當然也可以包括民國以後基本保持民國旗袍特徵的旗袍。”
卞向陽在其《論旗袍的流行起源》一文中說到：“所謂‘旗袍’，指衣裳連屬的一件制服裝（OnePieceDress），同時，它必須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觀表徵：右衽大襟的開襟或半開襟形式，立領盤紐、擺側開叉的細節佈置，單片衣料、衣身連袖的平面裁剪等。儘管有觀點認為旗袍包含清代旗裝的袍和民國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義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紀民國以後的一種女裝式樣。”
在民國時期的雜誌上，也有許多關於“旗袍”概念的討論，如1937年《現代家庭》雜誌上署名昌炎的作者撰文“十五年來婦女旗袍的演變”中寫到：“什麼是旗袍，可說是民國紀元後適合新時代中華女子經變演出來的一種新產物，也可以說是，中國女子仿製以前清旗女衣著式樣的一件曾經改制的外衣。”
民國旗袍風行的原因，有眾多學者和當時的媒介認為，民國初女子為尋求思想的獨立和女權的解放，效仿男穿子長袍是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漢族女性自漢代後，服飾逐漸只穿“上衣下裳”式，俗稱“兩截衣”，穿袍服幾乎成為男性的專利。女性穿“兩截衣”也被成了封建禮教對女性壓迫的象徵。
民國建立初期的一段時間裡，由於西方文化與思想的大量湧入，國家飽受列強侵略和軍閥戰爭之苦，思想先進的年輕人積極學習西方，特別是女性勇敢地追求解放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當時爆發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等以年輕人為參與主體的社會運動，為當時女性尋求思想解放和平等權利提供了巨大推動力。有許多學者在研究旗袍的緣起時，也是站在當時這樣的一個社會背景下，比如吳昊的著作《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一書。這種觀點的支持者還有ESSIELING。
張愛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記》裡寫道：“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清朝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於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
王宇清先生也持有這種觀點：“旗袍，這後來流行大半個世紀的女裝，卻原來竟是新潮女子們爭女權爭平等的副產品呢”。
辛亥革命前夕的許多積極參與革命團體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長袍，周亞衛在《光復會見聞雜憶》中回憶1907年秋瑾的裝束：“當時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給長袍（和男人一樣的長袍），頭梳辮子，加上玄青辮穗，放腳，穿黑緞靴。那年她三十二歲。光復會的年輕會員們都稱呼她為‘秋先生’”。
所謂女子為求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而穿男子長袍之風氣，並沒有隨著革命的勝利而結束。1920年《民國日報》刊登朱榮泉寫給楚倫先生的信，討論女子著長衫的文章——“女子著長衫的好處”，“長衫”最初是廣東一帶對男子長袍的稱呼，可見當時上海地區女子著長衫者已經不罕見。
經過辛亥革命勝利後的女子放足、剪髮運動，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伴隨女權運動的發展，女子服男子長袍的現象在全國也越來越普遍。北京的報紙載文：“如今的女子剪髮了，足也放了，連衣服也多穿長袍了。我們乍一見時，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將來的男女裝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
不僅北京如此，“在廣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長衫之女界，觸目皆是。……而無論貧富貴賤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備一長衫，即不足以壯觀瞻。“由此可以看到當時年輕女性著男子長袍已是成為一種風氣，但是在當時輿論之中並沒有太多的鼓勵，反而批評者不少。到了後來，北伐勝利之後，旗袍便己經完全恢復了女性的氣質，很少再能見到服男子長袍的女性了。
在濃厚的清朝封建禮教氛圍中，想要婦女如現代一般外露曲線是不可能的。清代旗裝的裁製一直採用直線，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體的曲線毫不外露。儘管有觀點認為旗袍改於滿族婦女的旗裝，但旗袍並不是旗裝。
旗裝是滿族綿延至今的民族服飾。旗裝大多采用平直的線條，衣身寬鬆，下襬不開衩，胸腰圍度與衣裙的尺寸比例較為接近；在袖口領口有大量盤滾裝飾。黃色是皇家獨尊之色，民眾是忌用。旗裝色彩鮮豔複雜，用料等花色品種就多樣，喜用對比度高的色彩搭配。
在領口、袖頭和掖襟上加上了幾道鮮豔花邊或彩色牙子盤滾設計。旗裝是一種平面服飾，盤滾成為旗裝除面料外的唯一設計空間，因而以多盤滾為美。清末曾時興過“十八鑲”（即鑲十八道花邊）。清代旗裝紋樣多以寫生手法為主，龍獅腆麟百獸、鳳凰仙鶴百鳥、梅蘭竹菊百花，以及八寶、八仙、福祿壽喜等都是常用題材。
1840年以後進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襲著清朝本土文化，許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這樣的大都會，因華洋雜居，得西文風氣之先，服飾也開始發生潛在的變革。
風行於二十世紀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國傳統袍服在民國婦女在穿著中吸收西洋服裝式樣不斷改進而定型的。當時無專業服裝研究中心，服裝式樣的變化以千家萬戶，在時代風尚的影響下不斷變化。
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國旗袍風行了20多年，款式幾經變化，如領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長、開衩的高矮，使旗袍徹底擺脫了老式樣，改變了中國婦女長期來束胸裹臂的舊貌，讓女性體態和曲線美充分顯示出來，正適合當時的風尚，為女***立了一功。
青布旗袍最為當時的女學生所歡迎，一時不脛而走，全國效仿，幾乎成為20年代後期中國新女性的典型裝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作為領導服裝潮流的十里洋場中摩登女郎、交際名媛影劇明星等，在旗袍式樣上的標新立異，也促進了它的發展，其中如交際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創辦的雲裳時裝公司便是。
自30年代起，旗袍幾乎成了中國婦女的標準服裝，民間婦女、學生、工人、達官顯貴的太太，無不穿著。旗袍甚至成了交際場合和外交活動的禮服。後來，旗袍還傳至國外，為他國女子效仿穿著。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黃金時代，也是近代中國女裝最為光輝燦爛的時期。這時的旗袍造型纖長，與此時歐洲流行的女裝廓形相吻合。此時旗袍已經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侷限，完全是一個“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