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各省，因為去年一整年的監察御史，鬧騰得不行，春二月的省試更是騰籠換鳥，使得官場大變。
根據吏部的保守估計，北方九省，除去綏遠外，其餘八省一府，官缺達到了四成，幾乎顛覆了整個朝廷統治。
去年、今年兩撥省試，再加上提拔舉人為官，才勉強穩住了地方，沒有出現什麼差錯。
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北方各省官場為一新，執行政令的力度也就加強。
當然，這只是皇帝的以為，實際上對於官吏們來說，他們本以為紹武皇帝會蕭規曹隨，結果卻來真的。
大明制度在這，凡事就怕認真。
由此一來，一個個自然就聽話認真起來。
減租減息之策在，北方施行順利。
而順利的基礎，除了官場上的重新整理外，現實的基礎也很重要——缺人。
戰亂、旱災、瘟疫，導致北方各省民不聊生，戶口損失十之六七，地主們甚至缺乏佃戶種田。
因為荒地那麼多，朝廷免稅多年，許多人自耕農選擇開荒，從而導致農村用工荒。
這種情況下，減租減息自然就順理成章，阻力甚少。
不過，全國一盤棋，北方開始了，南方自然就避免不了。
最為順利不外乎湖廣兩省，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四省，更是阻力不大。
因為富饒的緣故，人口滋生極快，什麼東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錢，更何況人口了。
南方生存壓力就極大，讀書人的壓力也大。
例如，浙江讀書人多，就多出師爺；江西則多算命賬房；南直隸二省，則文風昌盛，許多人則為清客幕僚。
福建就不用說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習慣下跑海商，下南洋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北方田租基本在五成左右，而在南方，則喪心病狂的達到了七成乃至於八成。
固然有南方雙季稻的原因，但地主們的貪婪仍舊令人髮指。
顧炎武直言：「吳中之民有地者什一（十分之一），為人佃作者什九（十分之九）……而私租重者至一石二、三鬥，少者亦七、八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之所得不過數鬥，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
今日交完租，明天就得上地主家借貸。
再加上高昂的利息，從而令佃戶世世代代難以逃脫。
所以，當減租減息傳到南方時，遭到了大部分地主的抵制。
田租不得超過三成，利息不得超過三成，不然三代不得參加科舉。
這等於是活活挖去他們的利益，怎是一個沸騰了得。
浙江紹興，張家。
張家在紹興大為有名，其族居在投醪河兩岸，宗族超過百戶，加上僕役，達到數千人之多。
投醪河西通府河，南連廟河，在流經紹興府學宮後折了一個大灣，張家在嘉靖二十一年，集體出資，將這個大灣給拉平，成為了張家的內河。
其豪富，令紹興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