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
此時交通極為不便利，比如朝廷要將宋州節度使調往西北的朔州銀川市擔任節度使，朔州節度使則來宋州擔任節度使。
這不僅僅是換個位置這麼簡單，兩地光直線距離就接近兩千裡，節度使上任往往又是拖家帶口，憑此時的交通水平，路途上花上個兩三個月都實屬正常。
如果宋州節度使接到朝廷命令，立刻啟程趕赴朔州，他麾下的掌書記、推官都是他的幕府從官，也要隨他一道赴任朔州。
那在朔州節度使抵達宋州前，這宋州空缺的幾名官員該由誰來臨時擔任呢？朔州節度使出發後，又由誰來暫管朔州呢？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後晉朝發明了“權知某州軍州事”這一差遣。
拿上述宋州朔州的例子來說，朝廷在通知宋州節度使換鎮的同時，會派一名高階武官，以“權知宋州軍州事”的名義，簡稱“宋州知州”，先接替宋州節度使的位置，同時也會從朝廷帶幾名文官過去接替掌書記、推官的職位。
朔州也是同理，由一名在開封賦閒的高階武官擔任朔州知州，領著幾名低階文官接替州務。
數月之後，兩名節度使分別抵達新的節鎮，這批暫任官員便會返回開封，將權柄交還給新任節度使及其幕府從官。
知州依然是屬於武官途徑的差遣，只有五品以上的高階武官才可擔任知州，並未引發武官們的抵制。
這一制度的建立很好地解決了節度使換鎮的難題，因此便一直沿用下來。
先帝郭威建立周朝後，自然也沿用了這套“知州”制度。
而且在此基礎上，郭威還進行了制度的創新。
那便是用文官來擔任知州。
郭威篡位之前，就是後漢的樞密使，還統領大半禁軍，在軍中擁有說一不二的威信。
任用文官擔任知州，以削弱武官的權勢，雖然激發了不少武官的抗議，卻被郭威強行壓制下去。
傳到郭榮這一代時，文官出任知州已是常態。
但知州畢竟只是臨時工，等節度使到位，知州就要卸職返回開封。
地方州郡的長官依然是清一色的武官，傷不到武官體制的根基。
如今竇儀出任“知西京留守事”卻開了一個先河。
上任西京留守王晏出任鳳翔節度使後，朝廷其實並沒有調別的武官來擔任西京留守。
所以，竇儀這知西京留守事，並非臨時工。
郭榮趁著一大幫武將都在淮南的特殊時期，安排竇儀出任知西京留守事，就是要坐實一點：文官也可長期擔任地方長官。
這條人事調動詔令釋出後，郭榮這幾日一直處於幹了“壞事”之後既憂慮又興奮的狀態。
朝中的文官們對這條詔令當然是交口稱讚，而禁軍中的武將大多滯留淮南，沒人發出反對的聲音。
郭榮當然知道，大周與偽唐的戰爭還在繼續，這時候刺激武官們並非什麼好的選擇，他但他已經忍不下去了。
淮南局勢為何糜爛？郭榮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武官執掌新佔州縣。
韓令坤、趙晁，一個執掌揚州，一個執掌廬州，都任由部眾巧取豪奪、草菅人命，激發了兩州民變，極大地破壞了周朝在當地的統治根基，是周軍在淮南陷入泥淖的罪魁禍首。
增派向訓、趙匡贊兩人代替韓令坤與趙晁後，揚州與廬州的局勢肉眼可見的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