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從來都是妥協的藝術，兩害相權取其輕。
在郭榮看來，自己麾下的伐唐大軍缺糧少錢，自然就要從各地州縣徵用。
即便剛收復的淮南七州皆遭遇了兵災，百姓倉稟皆不豐足，而且錯過了春種，夏糧也很成問題。
在三月初，郭榮對新收復的七州頒佈了詔令，嚴令各州駐軍和官員不得驚擾百姓，並免除七州百姓除了夏秋兩稅外的一應苛捐雜稅。
而且為了籠絡七州人心，郭榮甚至不就地徵召百姓強攻壽州，而是從周朝腹地調民夫來參與攻城。
在派竇儀去淮南七州徵收錢糧之前，郭榮早就派出了御史臺的十幾名御史，趕赴河南山東各州縣徵調糧米。
這些御史在去年的限佛新政中立下大功，郭榮對他們期待頗高。
只是這些御史至今成效不顯，從各州縣運來的糧米遠趕不上週軍消耗的速度。
所以不得已之下，郭榮只能委任竇儀為行在三司使，赴新收復的淮南七州徵調錢糧。
相比十幾萬伐唐精銳的安危，這七州百姓的溫飽，自是不值一提。
皇帝作為政治首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取捨，郭榮未做過多思索，就認定伐唐大軍是天平兩端更重要的一端，並捨棄了自己先前定下的仁政策略。
而在李延慶、趙匡胤和馬崇祚三位滁州主官看來，滁州百姓的溫飽卻更加重要些。
三位主官也很清楚，從國家層面考慮，伐唐大軍的重要性，必然遠超滁州這一州百姓。
但三位主官的政績，又與滁州百姓息息相關。
若是三位主官服從朝廷的詔令，將滁州府庫中的錢糧一併上交，那便會失去救濟滁州災民的物資。
這就會導致城中罪犯飆升，州獄人滿為患，州境動盪不堪。
待到六月夏稅時，中央的官員下來考核政績，滁州官場自然沒法交出一份出彩的答卷。
在其位，謀其事，三位主官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政績。
為求心安，三位主官在思考如何矇騙竇儀時，甚至會想出各種藉口，來確保自己欺君罔上行為的合理性。
譬如自己是為了滁州百姓的溫飽，才不得不截留糧米；朝廷下轄一百多軍州，滁州就三個縣，地狹民少，府庫中糧米相比周軍的消耗，只是九牛一毛，少了滁州這點糧米，並不會妨事......
第二日上午，李延慶剛到臨時州衙，還沒開始審案，就被趙匡胤叫了過去。
滁州城三位主官圍坐在一張方桌旁，集思廣益。
趙匡胤官階最高，首先開口：“昨日沒能拿出個法子來，兩位今日可想出了什麼好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