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褚時健從法庭右手邊的側門進入法庭時，我看到的他，和兩年前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很平靜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們目光交會的那一瞬間，我明白，不管接下來的審判會出現什麼狀況，最終是什麼樣的結局，對於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經歷人生低谷的老人，一個我應該稱之為父親的人。
元旦出遊
河口被查
被幽禁的五天
折翼滇南
被訴訟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法庭再見褚時健
三天後的庭審結果
走下“煙王”的神壇
在獄中
假釋這一年，他76歲
元旦出遊
轉眼到了1996年年底。12月，第二屆紅塔山筆會已經醞釀成熟。當時馮牧先生已經仙逝，不過汪曾祺仍在隊伍裡。還有一些作家是第一次筆會的參與者，期待著與退下來的“煙王”暢談人生。
12月23日左右，我就筆會人員名單和身份證號碼事宜再次與何小平主任聯絡，她告訴我，廠裡28日就放假了，要放到元月3日。筆會的作家們到達廠裡的時間就定在了4號。由我到機場接北京來的王巨才、汪曾祺、高洪波、何志雲等人。
落實了筆會的事宜，何小平問我們元旦放幾天假，我告訴她只有一天。她說：“廠裡放假，大家不好出面陪廠長去什麼地方。省外幾家菸廠曾邀請過他，但廠長說不要麻煩人家，他現在正在接受審查，會給人家添麻煩。”
那幾年，褚時健每到一地，當地的菸草公司和經銷商都會興師動眾，搞很大的排場，這也是遭人詬病的事情。其實這不是褚時健本人的意願，他不是官員，應付場面上的事情也不是他的長項，但他很善意地理解別人的“隆重”接待，雖不樂意，也只好客隨主便。只是現在這個特殊時期，如果出門去哪兒，別人不“隆重”顯得勢利，隆重了又不合時宜，乾脆不要去，不給人家添麻煩。這是褚時健的意思。
我聽明白了，就問何小平：“你是不是想讓我過節陪老頭子出去走走？”何小平笑了，說：“廠長也願意，出去還可以聊聊。”我答應了，用這一年的最後三天陪廠長出門走走。
隨後，張啟學和我聯絡，我問去什麼地方，他說，一長的意思是到他待了十多年的新平去看看。我心想，又是故地重遊，老人家大概真的想寫一點兒什麼東西了。我們約定，12月27日他們到昆明接我，30號返回。這邊的日程定了下來，我答應母親，元旦請她吃北京烤鴨。
27日，我在辦公室和我的搭檔們商量，定了元月2日上班時開編務會。直到這時，我對將遇到的一切毫無預感。我甚至問雜誌社的辦公室主任張衛，新平的氣候比昆明熱，要不要帶厚衣服？他說那裡是山區，早晚會比較冷。一直到中午12點，我才等到了廠裡的車。上車後我問：“今天直接到新平還是先到玉溪？”
褚時健回過頭來說：“今天住在玉溪，我們不去新平了，去河口，你去過沒有？”我說去過多次，當年作為文工團團員去演出過，還踏上了連線兩國的中越鐵路大橋。後來作為戰地記者，我幾乎跑遍了前線的所有山頭，河口四連山也去過，還從陣地上看過被炸燬的中越鐵橋。
不過，對出行地點的改變，我多少感到有點兒遺憾，因為我很想看看他們一家當年生活的地方。車上不好問，我想抽空再問不遲。
到了玉溪，我和張啟學去了趟廠裡，他要去領點兒小禮品，說要送給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老州長，他是褚時健的老朋友。簽字領東西的時候，我見到辦公室主任何小平，告訴她我們要去河口，路上還要看朋友。何小平說她值班，希望我們好好玩。
回到褚時健家，正趕上他江川的朋友送來了一條巨大的青魚。褚時健說很久沒見過這麼大的魚了，剖開後可以讓小丁、張師傅送點兒回家，剩下的叫老三醃一下，回來再吃。殺魚的時候，小丁用手按住大魚的身體，褚時健自己動手剖開魚腹。說實話，我從來不知道湖裡還能長這麼大的魚，足有二十多公斤。它扭動起來，小丁這樣的壯小夥都按不住。見此情況，我也幫忙摁住魚頭，不知是天冷還是場面刺激，我心裡有些發涼。魚被砍成了幾大塊，光魚頭就分成了兩大塊，有四公斤重。褚時健對我說：“我讓老三凍起兩塊魚肉，等回來給你媽媽帶回去，讓她也嚐嚐江川星雲湖的大魚。”
見我有些發冷，他把我叫上樓，開啟一個衣櫃，說：“你穿少了，這是映群的衣服，如果不忌諱，你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找件來帶上。我看你們個頭兒差不太多。”映群離世整整一年了，可她的衣服還都好好地掛在衣櫥裡，就像主人隨時要穿一樣。我沒有挑這裡的衣服，不是忌諱，而是怕褚時健睹物思人，想起有關女兒的點點滴滴。
我問他為什麼不去新平而改道去河口，他嘆了口氣道：“還不是因為我家的人不懂事。”見他不想再說，我下了樓，直接問在看電視的張啟學。他告訴我，本來定的是去新平，並把這個安排告訴了褚時健的弟弟褚時佐。沒想到昨天晚上新平縣縣委的一位書記打來電話，說知道廠長要回新平過元旦，縣裡幾套班子的人準備給廠長接風。褚時健一聽心裡就煩悶起來，本來不去外地，不打招呼，就是給人家和自己都留點兒方便，沒想到褚時佐特意告訴了縣裡的人。褚時健覺得，人家過節不能休息，要給自己接風，豈不是既麻煩又擔風險嗎？而自己故地重遊、隨意看看的初衷也會被破壞，新平之旅，於人於己都不太合適了。想到這裡，褚時健明確地說：“新平不去了，你們重新找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