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鄉長完全沒想到還有這等好事，他很爽快地答應了。
雙方立馬簽訂了一份合約，玉溪捲菸廠和趙桅鄉463戶菸農約定：由雲南省煙科所做技術指導，在650畝煙地上按新的方法試種、採摘，實行全獎全賠，當每畝產值不足500元時，由菸廠賠償，而超出部分則全部歸煙農。
與此同時，褚時健又和玉溪通海縣5個鄉1347戶菸農簽訂了合同，在1768畝煙地上進行試種。玉溪捲菸廠總共拔了50萬元作為試驗經費，其中通海縣就佔了42.28萬元。
他的試種試驗取得了預期的成功，2418畝烤煙田的平均畝產為373斤，比當時雲南全省的平均畝產高131斤；平均每畝產值達572元，比全省的平均產值高了354元。更重要的是，品質好的上等菸葉比上一年增加了30%，中上等菸葉的比例高達80%，已經接近美國的水平。而僅僅是增加的這30%的上等菸葉，加工成高檔香菸後，就能為工廠帶來140萬的稅利。褚時健透過計算得出，這樣搞的投資回報率最低也是1：5，收益是投資的五倍，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生意。
為了強調原料的重要性，褚時健決定把“第一車間”延伸進煙田。
邊緣空間的生存方式：“三合一”的誕生
試驗的成功給褚時健吃了定心丸，但他並沒有過於興奮，因為那時，哪怕這麼一個小小的試驗也是越界之舉。按當時《菸草專賣法》的規定，這種新的合作形式隨時可能被叫停，並追究當事人的責任。作為分管菸葉種植和收購的菸草公司，已經表露出不樂意褚時健這麼做的態度。他們的說法是：褚時健的桶伸到菸草公司的井裡來打水了。
試驗田種植的2400多畝烤煙不過玉溪捲菸廠全部原料需求的一個零頭兒，幾乎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原料問題，至少玉溪地區大部分菸農的烤煙都得按試驗田的方式來種植，但這就一定繞不開體制的壁壘。
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
菸草公司可以不干預玉溪捲菸廠支援菸農種植優質烤煙，最大的問題在於即使玉溪捲菸廠把優質的烤煙種出來，菸草公司也能夠進行調撥，輕而易舉地就能把這些優質烤煙調往別處，供其他省的菸廠生產，或者上面一條指令下來，所有一切就付之東流。
這是一個涉及體制的問題。
看起來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做起來卻是如此困難。但褚時健是一個善於在壁壘中尋找出路的人，常常在邊緣迂迴，最終找到金光大道。這是極少數人才能做到的，而褚時健就是其中之一。如在“*****”的高峰期，他領導的戛灑糖廠為避免饑荒養了很多豬和雞，在別人看來這是“資本主義尾巴”，可是他巧妙地找到了解釋，並引用毛主席說的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來佐證。在這樣的邊緣空間，他也善於生存，也許，這裡恰恰是他們這類特別的人的生存地帶。
他仔細分析了中國的《菸草專賣法》，認為核心在“專賣”二字，只要不打破專賣，不違反專賣的政策，應該能夠找到空間。他突然想到搭建一種新的菸草體制——“三合一”體制的可能。把菸草公司、捲菸廠、菸草專賣局合起來：三塊牌子、一套人馬、一個領導。這樣，不僅能夠解決菸葉種植、香菸生產和銷售問題，而且能夠保證政府的專賣。
神來之筆！一個天才般的構想。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不是體制，而是利益，這可能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儘管“三合一”體制是有利於菸草事業發展的，但是，菸草公司和菸草專賣局怎麼會同意讓菸廠來吃掉他們呢？
在和菸草部門反覆協商無果之後，他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尋求雲南省政府的支援。每次尋求政府的政策支援時，他持有的王牌都是那一招：稅利引誘。
其實，早在試驗種出優質菸葉的同時，玉溪捲菸廠就給雲南省政府打了報告，建議在雲南省實施“三合一”體制解決菸葉原料問題，但並未得到反饋。
那輛豐田皮卡又拉著褚時健在玉溪和昆明之間來回奔跑，他不會放棄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
有兩個人是可以依賴的，一個是他的玉溪華寧老鄉、老同事普朝柱，此時普已經是雲南省委書記，他們非常瞭解對方。另一個當然是分管菸草的副省長朱奎，他小褚時健兩歲。在褚時健眼中，朱奎是一位雲南少有的思路清晰、視野開闊、雷厲風行的領導人。
在經過數輪溝通後，三人在發展菸草基地和“三合一”問題上，想法漸趨一致，他們二人支援褚時健進行大膽變革。
朱奎給褚時健安排了一次向省領導彙報的機會，並希望透過省長辦公會來解決問題。
在彙報中，褚時健採取了迂迴的方法，描繪了玉溪捲菸廠近年來的稅利和可預見的美好前景，然後話題一轉，轉到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原料上來。他說，如果按傳統的方法種煙，無論如何也生產不出好菸葉，也就實現不了可期待的稅利增長。而要種出好菸葉，一是要按照新方法；二是菸廠必須扶持農民，因為以農民的經濟實力，他們做不到按照國際優質菸葉的種植方法來種植烤煙，因此需要有體制的保障，確保這些烤煙歸煙廠所用，誰投資誰受益。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要讓玉溪捲菸廠的稅利快速增長，增長的最大受益人就是雲南省政府。要完成這一系列變革，唯有建設一種新的體制——“三合一”。
雲南省的領導都明白了褚時健的意思，也非常認同他的發展思路，但是事關國家體制的改變，他們很難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