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研究過褚時健的檔案，都清楚褚時健這二十年的“右派”經歷：從紅光農場到堵嶺畜牧場、曼蚌糖廠，再到戛灑糖廠，他一路待過的企業，之前總是很差，破破爛爛，但交給褚時健帶路之後，這些企業都大有改觀。
“胡書記，您可別弄反了。”褚時健笑呵呵地說，“如果沒有幾個效益好的企業，地區的財政收入上不去，那麼，再能幹的書記、專員，日子也難過，也不好當；反過來，一個地區有幾個好的企業，每年有幾百萬、幾千萬的稅利，地區財政上去了，地委、行署的日子也就好過了。我幹了將近二十年的企業，對此還是有譜氣的，如果您讓我去千企業，肯定能幹好。”
“有道理呀！”聽完褚時健的話，胡良恕像發現什麼新事物一樣興奮地看著褚時健。之前，從沒有人跟他說過這樣的話。胡良恕答覆，他會在常委會上研究褚時健的意見。
實際上，上級部門想調褚時健到政府工作的念頭，一直持續到1981年。這時候，褚時健已經在玉溪捲菸廠站穩了腳跟。
新到任的玉溪地委書記李孟北也找到褚時健。李孟北算是雲南幹部中文化水平很高的，思路也很開闊，據說他從《雲南日報》總編輯調任玉溪地委書記，是準備再往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過渡一下，然後接任雲南省委書記。越級提拔幹部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常有的事，因為十年“文革”造成建設方面領導幹部短缺。李孟北對褚時健說：“現在我們整個省的工業都困難，聽說你對這方面還有一點兒譜氣，要不，你來當管工業的副專員？”
褚時健還是那句話：“您別讓我搞那個，我不會搞，做機關的事不是我的長項。你們要想把地方財政搞上去，我可以幫你們把菸廠搞上去，搞上去你們日子就好過了。讓我去做副專員，您不如把我放在菸廠，讓我搞下去吧。”
“我倒沒有想到這些，好的好的，不動了，你就在這兒。”李孟北還比較容易聽取意見。
直到那時，領導們想讓褚時健從政的念頭才算平息。李孟北後來履職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書記、候任雲南省委書記期間，不幸患癌症撒手人寰。
去煤礦還是去捲菸廠？
玉溪地委領導終於被褚時健說服了，讓他繼續在企業工作，但肯定不再是戛灑糖廠了。在褚時健的領導下，即使是在“文革”期間，戛灑糖廠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職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而一條新上的白糖生產線也即將竣工。
地委領導的意見是，調褚時健到玉溪捲菸廠任廠長，這家菸廠是當時玉溪規模最大、效益也較好的企業。但褚時健回絕了。
褚時健有顧慮：“文革”時期，玉溪捲菸廠是全玉溪武鬥最厲害的地方，“文革”期間雲南的兩個派系——“炮派”和“八派”，鬥爭非常厲害。“文革”結束後，兩派的鬥爭仍未結束。
不去玉溪捲菸廠，他還有一個選擇：去玉溪另一家大型企業——位於玉溪峨山的塔甸煤礦當黨委書記。這比較符合他的胃口。
說去就去。地委領導找褚時健談過之後，他就來到塔甸煤礦做“任前考察”了，考察這裡的地形地貌、自然條件，觀察礦工的生活。他看到這裡的礦工沒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滿意的地方：這裡山大，山林多，臺旨滿足他打獵的愛好，秋天還可以拾點兒菌子，四野都是鮮花。褚時健想，老婆孩子肯定會像他一樣高興。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這些礦工的生活條件，他發現煤礦後面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還很清澈。褚時健腦海中馬上浮現出計劃：無論如何都要克服困難從這裡取水，讓每個礦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個澡。他還想買幾輛大客車，週末接送礦工到玉溪和家人團聚。
令褚時健沒想到的是，這個時候“後院起火”了。妻子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群死活不肯再進大山溝。
馬靜芬說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兒跟你在大山溝已經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裡，你又要把我們母女倆帶到山溝溝裡去。要去，你一個人去！”
面對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時健也不好堅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輛大卡車，連哄帶騙地把馬靜芬和女兒騙上了車，讓她們去看看礦山環境，或許能夠改變她們的想法。但馬靜芬和女兒到了那裡，看到滿臉煤灰的礦工都一臉愁苦地上下班，大風揚起的漫天灰塵中，家屬們在供水站前排隊取水，孩子們在髒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強待了一個晚上後，妻子和女兒堅決不肯再住一個晚上。
但褚時健還是向她們大力“推銷”自己的未來規劃，哪裡要建一條柏油路，哪裡要蓋一座電影院。妻女哪裡聽得進去：“你就是把這裡建成天堂，我們也不來。”
糾結了一整晚，褚時健不再堅持原來的想法，他決定去玉溪捲菸廠，用他的話說：“一家人有兩個人拗著（不同意）也彆扭。”
任前摸底、談條件
決定履新玉溪捲菸廠，褚時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這家玉溪最大的企業的底。情況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對褚時健而言，這家國有企業最讓他頭疼的，既不是它的生產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質能否改進，而是“文革”遺留下來的派性鬥爭，以及圍繞著派性形成的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這種派性鬥爭，並不僅僅侷限於玉溪捲菸廠內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時健知道，要在內部卡住這些鬥爭，就要掐斷權力上層的支援。上任前幾天，褚時健專門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書記胡良恕。
褚時健開門見山地說：“胡書記，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捲菸廠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胡良恕問，“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條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