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馬靜芬帶著女兒投奔褚時健來了。她怎麼也沒想到，褚時健還沒有資格和家屬同住。他只能搬著鋪蓋捲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馬靜芬和女兒留在了半山。農場不養閒人，馬靜芬既然來到農場，就是農場的員工，農場每月給她12元工資，要她餵養四十多頭豬。當豬倌，這是馬靜芬這個在他人眼中是纖弱敏感的資產階級小姐從來沒有想過的。
馬靜芬牢牢記住了這樣幾件事：
一天，褚時健到隊裡開會，沒有上山來，她哄著孩子睡覺，相伴的是盞昏黃的油燈。突然，一樣東西“啪”地打在蚊帳上。撥開帳子，她看見一條鋤把兒粗的花蛇，盤棲在屋頂木檁上。她嚇個半死，心頭打戰，欲逃無路，怔怔地緊抱孩子坐在床上，直等到丈夫天亮回來。誰知道他回來一聽，說：“不怕，等它吃老鼠，明天再說。”
又有一次，褚時健進山砍竹子，一走一個星期。正值雨季，天漏了一般淅淅瀝瀝地雨下個不停。破屋不耐連天雨，地上到處流淌著小河，屋裡屋外一樣溼。下山打飯要走一大段山路，抱著孩子寸步難行。馬靜芬讓女兒待在家裡等，可孩子害怕，死死抱著媽媽的腿。她一巴掌甩過去，女兒的鼻子裡流出的是血，母親心頭流出的是痛。
半夜，要到碾坊關閘停水。他不在，這就成了她的事。夜黑黑的，山風帶著嘯音纏繞林中。馬靜芬硬著頭皮提著馬燈摸到碾坊關閘，每次都嚇出一身冷汗。
***：怎麼活下去
馬靜芬記憶深刻的這幾件事，褚時健早就沒有印象了。他腦子裡最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活下去。當時，餓死人已經不是稀罕事兒了。中國由“***”轉到了***，史稱“******”，全國多地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得水腫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時俊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紅光農場也不能倖免，1960年，全場職工吃了半年稀飯，很多人得了水腫，大人孩子都處在飢餓狀態。
“妻子孩子都來了，我不能讓她們餓死。”褚時健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他細細盤算，自己一個月工資22.8元，妻子12元，兩個人是34.8元，三個人吃飯，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費，總共24元，還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銷，生活起來很緊張。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覺得自己比別人還是幸運些。他知道，妻子執意從昆明跑過來當山民，是怕他一個人挺不過去。既然來了，他就有責任讓妻子孩子過得好點兒。
褚時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開外就是紅河，每天出工都要經過。望著滔滔江水，褚時健常常想起故鄉的那條江。
一天，褚時健翻騰自己帶下來的破木箱，不知怎的，從一堆破爛中翻出了十多個釣鉤，這是當年在玉溪釣魚時留下的。他如獲至寶，連聲說：“天無絕人之路，有這個我就不發愁了。”
有鉤沒有線，他把線衣拆了一件，兩口子一起扭線。天黑後，褚時健到江邊去下釣鉤，第二天天剛亮，他就跑去看看戰果，好傢伙，鉤住了四五條長長的魚。褚時健對妻子說：“這個買賣好整嘛！拿得來魚，我們就有了一條出路。”
此後，他差不多天天去釣魚。晚上下鉤，天不亮就取回魚養在小水溝裡，傍晚煮魚湯喝。他說：“那個時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計，只有稀飯充飢，那麼多人得水腫病，我們家一個都沒有得，想想真要感謝魚呢。”
農場的“右派”和勞改犯不一樣，工作範圍劃定了，節假曰可以到縣城裡去走走，買東西，趕集。
褚映群這孩子在苦難中長大，懂事，從不對父母提什麼要求，只有元江城裡那兩毛錢一杯的甜水，是她進城一趟唯一想著的東西。褚時健的預算裡，每次都留兩毛，這也是他唯一能給女兒的。
有一次到縣城，碰上賣三塊五一斤的高階糖。所謂高階糖，就是有糖紙包著的奶糖。這在當時的小縣城裡是個稀罕物，買糖的隊伍排了很長。映群再也走不動了，眼睛直直地看著那些糖塊。
褚時健告訴女兒：“那個糖有什麼好，粘在牙齒上揪都揪不斷。”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兩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隊。就在隊伍裡，兩人還在猶豫，褚時健對妻子說：“這要喝兩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馬靜芬看看女兒那渴望的眼神，不忍從隊伍裡出來。最後，兩口子下了狠心，給女兒買了一次糖，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階的禮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動力
在勞改農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幹活兒。當時農場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勞動，換取早日“摘帽”的資格，褚時健也不例外。正是抱著這樣的幻想，他一個人幹幾樣工作，頂好幾個勞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從上游林區衝下來的泥沙中，裹挾著許多原木。這些木頭最長的有十多米，直徑大約三四十厘米。褚時健領著他的組員來到江邊，他打算下水撈木頭。這時的元江水面比平時寬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著漩兒，濺起的波浪都是紅色的，水聲大得說話都聽不見。遠遠看去，峽谷裡的江流就像一條翻騰的紅龍。大家夥兒都被暴怒的江流驚呆了。在這種江水裡撈木頭，這想法實在太瘋狂了。
可褚時健太想要這些木頭了，副業組烤酒、榨糖、搭工棚都需要木材。他深信自己的水性，他讓別人在江邊接應，自己一人下到江裡。從上午九、十點鐘一商到下午，連午飯都沒有吃，褚時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頭暈眼花。
“一直到下午四點，又餓又累，我已經上岸了。這個時候，一根大木頭漂了下來，有十來米長，四五十厘米粗。我告訴我們副業組的兩個人，我下去拖出這根就走。我推著木頭向江邊遊，離岸還有20多米的時候，我發現不好了，江水開始打漩兒，我當時全身的力氣消耗完了，只有放棄木頭了，心想快點兒游出來。”可是這時，褚時健已經被木頭帶進了漩渦。江邊人們的呼喊，他已經聽不見了。褚時健說：“人哪，有時候家庭情感會產生巨大的力量，我看著出不來了，腦子裡浮現出她們兩個。我最過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們丟在這兒，我死了不要緊，她們今後日子怎麼過？一想到這個，我突然有力量了，水流剛把我衝到一塊岩石上，我一把抓住了石頭，水頭就折過去了。如果沒有這一秒的靈光一現，我肯定出不來了。”
半個小時後，褚時健才搖搖晃晃地從灘上爬了起來。這一幕，他沒有告訴自己的妻子。他說：“我這一生，好幾次遇著要死的坎兒，最後關頭，還是對家人的牽掛讓我選擇了生。”
有些人喜歡承諾，因為有人看重承諾。馬靜芬說：“我從來沒有從他那裡得到過任何承諾，但我清楚，這個男人是個可靠的人。同樣，我也沒有給過他什麼承諾，我們那個時候的人，不靠這個，就憑相互的信任，託付一生。”
2013年10月19日，褚時健回憶起那些年月，說：“我們那個地方環境苦，但景色很美，最困難的三年，就靠我下河釣魚，靠全家人上山採野菜、挖竹筍，一直堅持到1961年。按人家的說法，這是叫花子養鸚哥——苦中作樂。後來，我們全家到電影院觀看電影《天雲山傳奇》，那晚，全家人都哭了。”
畜牧場副場長：餓肚子的高山牧馬人
1961年，褚時健終於等到了“摘帽”的訊息。這一年，全國的幾十萬“右派”中，已有十多萬人先後摘了“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