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發病:正邪雙方力量的對比，決定著疾病的發生與發展，這就是“正氣存內，邪不可幹“之意。《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說“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評熱病論》所說“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等，都論證了這一點。
3.病變:疾病的變化是複雜的，《黃帝內經》概括病變也是多方面的，有從陰陽來概括的，用表裡中外歸納的，用寒熱歸納的，從虛實而論者，實指邪氣盛，虛指正氣衰。概括說來，有正虛而邪實者，有邪實而正不虛者，有正虛而無實邪者，有正不虛而邪不實者。
摺疊診法學說
望聞問切四診源於《黃帝內經》。
1.望診:包括觀神色、察形態、辨舌苔。
觀神色者，如《靈樞·五色》、《靈樞·五閱五使》和《靈樞·五色》所載，這些在臨床上都很有意義。
察形態者，是察看人的骨肉面板而推斷病情，在臨床上虛實是錯綜複雜的，只有知其常，才能達其變。
辨舌苔者，如《素問·熱論》、《素問·刺熱論》和《靈樞》所載等等。
2.聞診:包括聞聲和嗅氣味。
聞聲音者，是聽患者的聲音而診斷病情。
其次是嗅氣味，如《素問·金匱真言論》所說，肝病其臭臊，心病其臭焦，脾病其臭香，肺病其臭腥，腎病其臭腐。
戰國時期
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顥、司馬光、朱熹，明代的桑悅、方以智、方孝孺，清代的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將《黃帝內經·素問》與同樣是戰國時代的《周禮》相比較，有許多相同之處，足以充分證明兩書是同一時代、同一思想體系的作品;其次，《史記·扁鵲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與《黃帝內經·素問》的內容相類似，但卻樸素、原始得多，而《史記·倉公列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卻比《黃帝內經·素問》有所進步，由此推斷:《黃帝內經》應當是扁鵲時代以後、倉公時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最後，以《黃帝內經》的文體為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先秦之文，多作韻語，而《素問》中韻語的文字特別多。
清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進一步肯定了這一說法，因為《四庫全書》在中國古代學術界有相當高的地位，這種說法也就被許多人所接受。
西漢時期
明代郎瑛從夏禹時儀狄造酒的傳說和“羅“出現於漢代等證據推斷《素問》產生於西漢時期。
現代中醫學專家劉長林、吳文鼎等人也持這種意見。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黃帝內經》全書約計20萬字，這在2000多年前可以說是一部鉅著。編著這樣的醫籍需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這在戰事連年、七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是不可能辦到的。只有在西漢時期，隨著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為醫學家編著醫籍提供了現實的條件;其二，西漢初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修務訓》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記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黃帝內經》在書名和思想內容上與“黃老學派“的密切聯絡，也為只有在西漢“黃老學派“鼎盛時期才能成書提供了佐證;其三，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倉公列傳》中，記述了西漢初年名醫淳于意在接受老師公乘陽慶傳授給他的十種醫書中，竟沒有《黃帝內經》，這也足以說明《黃帝內經》不可能成書於西漢之前。
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古人認為《黃帝內經》成書為戰國時期較為可信。但也不能認為《素問》、《靈樞》所有篇章盡出戰國。元末明初醫學家呂復對此發表過中肯的見解，認為內經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周木《素問糾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獻集·運氣說》、黃省曾《五嶽山人集·內經注辨序》等人也贊同呂復。
比較科學的觀點是，《黃帝內經》並不是由一個作者完成於一個短時間內，是多個作者跨越了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集結而成:
一、先秦文體多韻語，而《黃帝內經》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韻語，這些章節可能是先秦時期的作品。
二、與1973年長沙馬王堆的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1972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壓藥簡牘、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盤“和“太乙九宮佔盤“相比較，可知《靈樞》中有些篇章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有些成書於西漢更早。
三、《黃帝內經》中引用的一些文獻，如《上下經》、《睽度》等是戰國甚至更早的著作。
四、《素問·寶命全形論》中用的“黔首“一詞，是戰國及秦代對國民的稱呼，而《素問·靈蘭秘
3.問診:問訊患者的自覺症狀，以診斷病情。
4.切診:包括切脈與切膚。《黃帝內經》言切脈最詳，主要為:
 1三部九候法:即分頭手足三部，每部分天地人三候。
 2人迎寸口脈法:即兼診人迎和寸口兩處之脈，互相比較。
 3調息法:即調醫者之呼吸，診病人之脈候。
 4謂胃氣脈:脈象之中有無胃氣，至關重要，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