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件背後的真相是徐知誥的路線鬥爭。
徐知誥重用文官，有意壓制武將，而褚仁規恰恰是一位身居重鎮的武將，所以徐知誥嘴上不停地誇讚，實際心裡卻一直猜忌著他。
前文說過徐知誥構建了一個高效的情報系統，權威史書都說他在淮南無所不知、知無不盡，連太監出差時的三餐都能洞察，難道還不能識破陳覺發動水軍、操控輿論、亂帶節奏的伎倆？
所以細思極恐的是，徐知誥知道這是陳覺的把戲，但他恰巧需要這種把戲，於是便揣著明白裝糊塗，佯裝震怒。我們看他“震怒”的結果，只是將褚仁規免職而已，這就是徐知誥的目標，武將是需要被壓制的，但不必肉體消滅。
事已至此，理論上，徐知誥和陳覺已經默契地演完了這出戏，只可惜戲中人臨時返場，給自己加戲。
褚仁規上疏抗辯，且言辭激烈，史籍記載其奏章“豪粗無術”、“頗肆抵忤，幾無君臣之分”。這一下，直接刺激了徐知誥最敏感的那根神經，武夫果然危險！褚仁規完全是自己作死。於是，徐知誥別有用心地讓陳覺牽頭調查，並最終賜死了褚仁規。
“褚仁規被誣案”之所以被稱為“南唐第一冤案”，很大的原因就是其背後被雙重隱藏的政治陰謀，在老鬼徐知誥面前，陳覺只是個弟弟，而褚仁規則是不動政治的政治犧牲品。
另：
1，在這個案件的記載上，史書上存在多處矛盾，現代學者邵啟鳳先生刊登在《東吳學術》（2018年第6期）上的《泰州刺史褚仁規生平考略》做了詳盡的考證，上文亦有多出採納。首先向邵啟鳳先生致以敬意，其次也……顯得本書旁徵博引。
2，某些史料（如陸游編撰的《南唐書》），說是李璟“薄其罪，止罷刺史”，最後將褚仁規賜死，實際是錯誤的，遊神誤把徐知誥當成了李璟，真正將褚仁規先罷官、後賜死的是徐知誥（烈祖），而不是李璟（元宗）。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本案的幕後大BOSS是徐知誥，但絲毫不影響陳覺暴露了他的陰險狡詐。還有的史書把此案當做陳覺弄權的元年，“覺之竊弄權威始此”。
宋齊丘把陳覺埋伏在李景遷身邊，同時把自己的表兄弟李徵古埋伏在李景達處，除此之外，魏岑、馮延巳、馮延魯等皆是宋齊丘黨羽，其中，馮延巳被徐知誥安排為李璟的首席幕僚。
馮延巳與陳覺、宋齊丘狼狽為奸，黨同伐異，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秘密政治利益集團，尾大不掉。
李璟覺察到馮延巳品行不端，但他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所以無力除之。
後來，孫晟、蕭儼等正直的文官不斷提醒徐知誥，說陳覺、魏岑、馮延巳兄弟等人是宋齊丘的黨羽，他們沆瀣一氣，務必除之以絕後患。
起初，徐知誥不以為意，因為在他看來，武夫才是應該被重點打壓的物件，幾個耍筆桿子的窮酸書生，能掀起什麼風浪呢？等他終於醒悟的時候，為時已晚。
徐知誥意識到，雖然宋齊丘被外放到洪州，但其在中央的影響力已經超出自己的想象，老奸巨猾的宋齊丘早已鉤織起一張盤根錯節的利益網，一時間竟難以撼動，而且宋齊丘是儲君李璟的反對派，宋齊丘的小幫派對李璟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於是，徐知誥把工作重心調整到壓制“太子黨”上，要對盤踞、潛伏在李璟身邊的宋齊丘黨羽進行清理。但是，歷史沒有給他機會，因為徐知誥是在公元943年2月才醒悟的，還沒等他展開行動，就已經病入膏肓，隨即撒手人寰。
徐知誥沒來得及清理“太子黨”，為南唐埋下了致命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