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契丹遣使貢獻（請求釋放戰俘）；
9月，吐蕃、回鶻遣使貢獻；
10月，突厥首領張慕進來朝貢；
11月，吐蕃遣使朝貢；
天成四年（929）
4月，契丹遣使朝貢（請求領回契丹烈士遺骸）；
8月，黑水國遣使朝貢；吐谷渾首領念公山來朝貢；高麗王王建遣使進貢；党項首領朝貢；韃靼來朝貢；
長興元年（930）
2月，黑水國遣使朝貢；
5月，回鶻遣使進貢；
8月，生吐渾內附；
12月，回鶻遣使朝貢。
其中需要說明的是：天成元年（926）11月，渤海國就被契丹滅掉，所以從此以後再無“渤海國入貢”的記載；天成四年（929）4月，下詔禁止党項諸藩進京貢馬，而改由邊境海關接收，所以西部的國際友人的記載也大幅減少；重要的鄰居——契丹，屢吃敗仗，在朝貢的時候最迫切的訴求是兩個：開埠通商；歸還戰俘（活的和死的）。
另在長興元年（930），翰林學士劉煦上奏了一道重要奏章：請求廢除科舉考試中的“詩、賦”，只試麻制、答蕃書、批答。由五道大題削減為三道大題。為考生減負。
正是這道奏章，使得“唐詩三百首”沒有延續為“唐詩五百首”或“五代三百首”。前文說過，唐詩之所以繁盛，質量數量雙豐收，得益於當時的科舉考試，“詩”、“賦”佔有相當大的分量，跟我們的“英語”一樣重要，所以但凡唐朝的官員，無論金榜題名的、還是名落孫山的，都能吟詠一番。
劉煦的一道奏摺，對科舉取士做了小小的改革，“詩”、“賦”不再是必考科目，所以唸書人也就不用每日平平仄仄了。
如此一來，“答蕃書”的分量就加重了，也側面反映出了明宗一朝的外交事務日益繁重，國家真正急需的不是吟詩作賦的人才，而是外交人才。
另外多提一句的是，這位劉煦同志，就是《舊唐書》的名譽主編。
在與契丹的外交關係上，李嗣源時期的中原暫時處於上風，不僅盧文進、張希崇棄暗投明，連遼太祖的長子、前皇儲耶律倍都棄國來投奔，讓後唐賺了短線的吆喝、長線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這位耶律倍也當了一回“賣國賊”。
這位“東丹囚徒”在李嗣源這裡受到了空前的禮遇（天子禮），冰火兩重天的刺激讓耶律倍失了分寸，激動之餘，先進獻了三枚大遼印信，繼而進獻了契丹地圖。
獻印，只是一種務虛的表明態度、姿態，而獻地圖，則是實實在在地賣國了。
耶律倍獻地圖，在《明宗本紀》中有明確記載，而《遼史》中卻不見記載。也許契丹人並不知道耶律倍的賣國行為，或者有意迴避、美化，因為耶律德光死後，耶律倍的長子耶律阮即位，史稱遼世宗，他必然要對老爹進行一定的包裝。
面對“四夷來王”的盛況，李嗣源的內心深處還是保持了相當的冷靜的。“小藩”們只求小恩小惠，原本就不是外交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大藩（契丹）暫居下風，卻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才是後唐外交工作的重點和難點。
而李嗣源最大的難點則是朝廷內部——權臣安重誨，這位憨直而又熱血的憤青，不僅把國內藩鎮們搞得雞飛狗跳，甚至敢於插手最為敏感的一個話題——立儲。
安重誨將為他的魯莽和無知付出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