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符元年（874），唐僖宗新登大寶。年底，長垣（今河南高官垣縣）民變，變民首領叫王仙芝。這場民變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與漢末的“黃巾起義”一樣，它將唐王朝帶進了墳墓。
這次民變持續十年之久，波及帝國半壁江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農民起義之一。
而縱觀起義終始，其領導人的智慧也未見得多麼高深，他們的“成功”更多是來自敵人的襯托。他們被時代選中，被時勢造就。
與其他民變、起義的群眾基礎相類似，山東、河南、安徽一帶連年遭受自然災害，水災、旱災、蝗災此起彼伏，這是客觀原因，不得不承認；
地方官員為了粉飾政績，瞞報災情，還增加稅收，編造盛世繁榮景象，作為自己升官的政績，而把農民逼上絕路；
從“銀刀卒”到“龐勳之亂”，其殘餘勢力始終沒有被徹底清剿，他們一直扮演著群盜流寇的角色，在這一帶活動；
在王仙芝起事之前，徐州一帶就已經有成群結隊的盜匪掠奪民間財產，而州縣無力制服；
以上是民變能夠快速壯大的主要社會因素。佔了“人和”。
本次民變爆發地點和早期的活動範圍，是長垣、濮州、曹州一帶，也就是今天的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交界的地區，在當時也是天平軍、感化軍（原武寧軍）、宣武軍、義成軍、魏博軍等轄區邊境交界處，“三不管”地帶，這是起義軍迅速壯大的地理因素。佔了“地利”。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天時”：南詔二次入侵西川。
這一個原因乍一看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一個在今天的四川，一個在今天的山東，跨著大半個中國。
這就對了，恰恰是因為距離遠。
南詔二次入侵西川，逼近成都，朝廷把“南詔剋星”高駢緊急調往西川。高駢，時任天平軍節度使，天平軍總部在鄆州，今天的山東省東平縣。
天平軍的精兵勇將奉詔隨高駢入川。天平軍轄境出現了武裝力量的真空，成為民變在初期能夠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歷史總是那麼詼諧頑皮，這次民變爆發的直接導火索，還真不是什麼“官逼民反”，相反，是一次合法的、正義的執法行動——緝私。
自春秋時齊國的管仲進行改革，推行“官山海”以來，歷代王朝都對鹽鐵等重要戰略物資進行國家壟斷經營，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均有類似“鹽鐵專營”的機構和官員，來保證官府對鹽鐵貿易的絕對壟斷。
唐朝也不例外，特別是晚唐時期，鹽鐵專賣的利潤幾乎支撐起全國一半的財政收入，成為大唐帝國的命根子。
鐵礦的開採、冶煉和鍛造，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玩兒得轉的。而鹽就不同了，幾乎沒有任何技術和裝置上的門檻，甚至沒有資金的要求，舀一瓢海水，曬乾了，就能賣錢。
門檻低、操作簡單，而其中的暴利，又實在令人眼饞。當時朝廷的鹽利在900%左右，一塊錢成本，賣十塊錢，還不存在競爭對手。
“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資本論》第一卷
三倍的利潤就可以無視死罪了，何況是九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