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河洛行營、京西行營重點聯絡崤華、中條、王屋、太行山南麓諸山的義軍隊伍，派遣大量的人員去加強、發展義軍隊伍，加強對敵佔區腹地的襲擾，也克服一切困難，肩挑背扛，將一批批兵甲戰械以及緊缺物資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強義軍在深山之中的營地建設以及自身的生產能力。
進入紹隆十年之後，一支支經過加強之後的義軍隊伍及山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將潼關以及敵軍在黃河北岸所佔據的幾座門戶城池孤立起來。
與此同時，河洛及潁水、蔡河及渦水、泗水沿岸的屯墾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一方面是恢復這些地區的農耕生產，恢復潁水、蔡河、渦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設，一方面將高達兩百六十萬的民眾
，主要以屯輜兵的形式重新進行組織。
一直以來，司空府（行營、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陽、荊北等地較為徹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紳宗族主導的傳統社會結構被戰爭摧毀。
包括荊北地區也是被洞荊聯軍犁庭掃穴般梳理過一遍，桐柏山裡更是最早就被匪亂清理過一遍。
南陽、襄陽雖說沒有直接經歷戰亂，但十數年來除了始終擺脫不了唇亡齒寒的危機外，徐懷執掌數萬精銳駐紮一側，也是當地無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勢力的關鍵原因。
士紳鄉族大規模從南陽、襄陽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鄴等地形成一股反對新政的勢力，但在逃京事變後，也被徐懷無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晉莊臣父子等一批人被處以極刑外，還有數千與晉家有牽連的南陽士紳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後續司空府在壽濠光州等地完全以鄉司執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這些地區被戰亂摧殘得更為徹底。
然而在江東、浙東、荊北、江西等地，徐懷卻不得不採取更為溫和，甚至可以說是妥協的手段，僅僅對士紳鄉族私佔的田地進行清理，推動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運動，以此緩解底層的矛盾、增加地方稅源，儲憊一部分官田，卻並沒有直接去觸碰最底層的治理結構。
這裡面除了廣泛設立鄉司（巡檢司）缺乏足夠多的合格鄉吏去填充外，更主要還是在
這些地方沒有經受戰爭的摧殘，傳統的社會治理結構相對穩固。
這個穩固，不僅僅是士紳宗族勢力在基層社會異常頑固強大、根基深厚，不僅僅傳統的宗族家長制觀念千百年來早就根植於人心，更為重要的是底層民眾，特別是相對富庶的江淮、荊湖佃農階層，只要願意付出辛勤、夜以繼日的勞作，還是勉強掙扎著存活得下去，又習慣於對宗族的依附，沒有去推翻或直接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意願。
這個意願不要說很強了，甚至連萌芽都有些難。
地痞無賴對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意願倒是很強，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無賴去治理廣闊而複雜的鄉村社會。
目前司空府加強對諸路輪戍州府武吏的培養，前期的目標也是為了真正掌握諸路兵馬都部署司及諸州府兵馬都監司，短時間內沒有想著去動這些地方的基層治理結構。
然而在新收復地區重建社會治理結構，司空府卻完全沒有這層顧忌。
二百六十萬民眾，在河洛鄭汴陳潁等地收復之前，絕大部分人都是作為驅口承受堪稱慘烈的盤剝與奴役，他們飽受戰爭帶來的苦楚，此時參與屯墾、融入新體系的積極性非常高，也從心底認可司空府對地方的統轄與治理。
漢軍戰俘及家小，必須接受改造，沒有被血腥清洗就已經謝天謝地。
原先這些地方計程車紳鄉族，要麼早已逃亡，而
那些為了儲存家業選擇投降赤扈人計程車紳鄉族，陸續成為赤扈或降附漢軍治理地方的代理人，就註定是司空府清洗、鎮壓的物件。
當然也有一部分士紳鄉族參加了抵抗義軍，又或者在南下逃亡計程車紳鄉族，有一批人加入楚山（京襄），但這些人要麼自身比較開明，胸懷家國，要麼這些年已經徹底接受了改造，接受了新政思維。
因此徐懷可以在河洛、鄭汴、陳潁等地，從基層社會治理層次，徹徹底底的當成推行新政的實驗田去操作。
紹隆七年斬獲潁州大捷，就率先在潁水北岸推動屯寨建設，紹隆八年冬收復河洛、鄭汴徐宋等地，新的屯寨建設就進一步推廣到整個洛陽府、陝州以及渦水、泗水、蔡河沿岸。
當然了，嶽海樓、曹師雄等叛將盤踞河洛、京西，推行軍戶制，在過去十年時間裡客觀上也極大推動了這些地區農耕生產的恢復。
司空府當然是毫不客氣的進行這些成果都接受過來，後續工作的重點，其實是各種生產關係的調整、安排以及新的建設專案的上馬。
迄止到紹隆十年，司空府直轄的官田新增超過兩千萬畝，新增官田裡，新開墾的部分佔比極少，更多是對降附漢軍軍戶佔用耕地的直接徵沒，最主要的工作是田地丈量、定等，將耕種承包權分配到戶，以及各種田稅、佃租的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