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府就是曾經的齊州。
七月，天子下詔，以震武城為震武軍。
八月，又改晉州為平陽府，改壽州為壽春府、改齊州為濟南府。
其實，這些年，皇帝一直在頻繁地更改地名和朝廷官職名稱。
六月初四，朝廷頒佈中書官制條例。
七月，趙佶又改“走馬承受公事”官職為“廉訪使者”。
據東京城朱貴傳回的訊息，天子應該是看到越來越亂的天下局勢，想起了早些年孟翊的所獻卦象。
孟翊曾言“本朝火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
天子雖然將“妖言惑眾”的孟翊編管定州至死，私下裡，卻在堅定不移地執行他的預言警告。
青州、密州的匪患也非常嚴重。
徐澤大婚後，命王進、朱武派人前往兩地，也有協助武松、牛皋二人平定匪亂，穩定地方的考慮。
兩淮地區比起京東，山地相對較少，水運發達，朝廷調集大軍更容易。
山賊這個職業很難做大，更難規模化。
走途無路的兩淮百姓，大多順著運河逃往其他地域。
其中，小部分人選擇到達之罘灣，還有小部分人遠赴海東郡。
隨著各項超級工程和各種神殿、宮、觀建設的不斷上馬，大宋對名貴花石草木的需求越來越大，江南的花石綱之役也愈演愈烈。
純樸的江南百姓除了出海尋找物質上的出路外，
更多的，或者還能勉強支撐，或者已經麻木，對出海心存畏懼，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虛無縹緲的精神寄託。
據潛入明教分堂的王英彙報，明教在這段時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但明教不比鬆散的官府，高層警惕性極高，組織非常嚴密，對核心弟子的考驗極為嚴格。
自從三年前，出了明州知州上書朝廷，請求取締明教組織一事後。
明教的活動就更加隱秘，新入教的弟子考察期進一步延長。
王英一直沒得到明教高層的信任，掌握的資訊很少，只能根據其活動頻率和內容，推測出一些皮毛而已。
大宋皇帝似乎也意識到地方上的種種不妙，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
四月十四，趙佶下詔“天寧節等節及壬戌日，杖刑以下罪允許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