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儒家子弟，各有不同流派，公孫弘引領《公羊春秋》，蔡義引領《韓詩》，韋賢和韋玄成推崇《禮》、《尚書》和《詩》，平當、翟方進、孔光分別推重《論語》、《春秋》、《尚書》，以自己師門學派在朝廷中培植了自己的政治黨羽。
孝元帝以降，皇帝大張旗鼓的崇儒，大批齊魯儒生進京做官，他們好清談，不務實，憑空設想治國、疏於政事，只好柔仁，不對天下賞罰分明，繼而天下百姓的觀念被扭曲了，腐儒丞相當道，郡中追怨朝政混亂，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雲者？兩黃鵠。
及至當今王莽奪權，針砭時弊，圖以變法，對以均田，釋放奴隸，興水利，建港口，修馳道，興商貿，天下才暫緩飄搖之勢。然王莽急功近利，專情儒生，尤好復古，不切實際，民眾生活依舊凋敝，豪強權貴洶洶待命，如果不能平穩推進變法，不能威服權貴，不能安化黎民，恐有功虧一簣的危險啊。”
梓桐聽的頻頻點頭，也暗自心驚，“沒想到，一個孩子都有這麼高的見識。”
羅啟蘭倒也不奇怪了，鬼谷子的傳人，再沒有這點本領就太名不副實了，“沒錯，根據我們掌握的情報，紅蛇會主要成員當是丁家、傅家和衛家餘黨，可能還有劉氏貴族。聽你說話，好像對儒家學派有些偏見啊？而且你很支援安漢公，但不是尊敬他呢？”
無病笑笑，“簡單的說吧。孔孟之學，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有精華有糟粕。精華者，德政也。品德不端，不能成人，諸如‘言必行，行必果’，‘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些都是精華的為人處世的道理。
可律己者為德，律他人為刑，誰人能自覺接受約數？禮治，呵呵，過多的繁文縟節、是古非今，第一，不能有效的做事情；第二，不能順應時代的潮流。世間萬物，無一不在發展進步，遠古茹毛飲血，而今呢？昔年春秋戰國，惡戰不止，而今呢？
孔孟學說的繼任者為了一己學術繁榮，竟然一味粉飾三皇五帝的功德，一味誆騙世人說堯舜禹互相禪讓的美德，實際卻是‘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而後‘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是舜的親信，朱是堯的兒子，朱已經繼承了君位，舜卻篡位。
還有‘伊尹放太甲於桐，尹乃自立，暨及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儒家怎麼改的呢？改成了‘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儒家這是做什麼，滿嘴的胡編亂造，把謀朝篡位改成了禪讓，如此歪曲事實？德行何在？臉在哪呢？自己說仁義道德，自己卻男盜女娼，何以服眾？”
“說到這，就生氣。誠然上古帝君卻有貢獻，可都是在殺戮征服中才得來的功績，為什麼要說假話？三皇五帝不都是自家人血脈中傳承君位？啟代禹又有什麼區別？至於人治，更是笑話，如果昏君當政，奸臣當道呢？
到這就不得說法家了，有法律可依，有制度可循，有能力有功績有德行才能掌握權柄。反之就要退位讓賢。有功要賞，有罪要罰。人之惰性、內心的醜惡，如果不靠暴力的約束，就靠幾句儒士的勸導就管用嗎？當年匈奴劫掠我大漢，殺我百姓，劫我財富，儒家怎麼不去靠嘴皮子感化下匈奴？
孝武皇帝用刀箭教會了匈奴做人的道理，才有了大漢的安定，怎麼儒生就要罵孝武皇帝窮兵黷武？是誰保護了臣民？是誰創造了安康？昔年滿嘴說仁義的宋襄公就是個極好的反面例子。
還有大秦始皇帝，統一六國，結束紛爭，北卻匈奴南服百越，建了多少利國利民的工程，施行了多少利國利民的良策？怎麼就變成了暴君？不就是始皇帝講究務實、推崇法家，儒家不受歡迎了嗎？儒家想說什麼就是什麼嗎？證據呢？”
“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這個社會就是一個有人情味的正常的國家，道德自然會成為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故有法家治天下，而後如老莊無為觀天下。
老莊的天法自然、清靜無為的基礎是先做事再享福。耕種了田地，付出了辛勞，自然而然可以吃到甘美的粟米。如果人人談道德而不是講規則，這個社會就是個偽君子橫行的骯髒社會了，這種偽君子，當事實對自己有利的時候，他們大談事實，站在輿論和道德的高點，貶斥他人，自命高潔。
當朝堂律法對自己有利的時候，他們就談律法，維護權力者，打擊違法者。當道德對自己有利的時候，他們就敢怒罵整個天下，人人皆錯，只有他們是對的。所以儒家狹隘，老莊消極。法家可彌補他們的不足。”
無病在林中論證，侃侃而談，越談越沉迷其中，近些年來，很少有此機會一吐為快了。
無病談笑間，顯露經天緯地的才華，羅啟蘭、上官梓桐二人俱都雙目流彩，心中歎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