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建立之初，因為高麗對宋上表稱臣，雙方成為宗藩關係，登州港成為是大宋對高麗和日本之間文化交流、經濟貿易和使者往來重要港口。
那時，高麗到大宋的使者大都是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大宋第一次派往高麗的使者，便是從登州港口出行的。淳化四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書丞陳靖、劉武二人出使高麗便從登州港出發的。
在大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貿地位在大宋四大港口中最為重要，無論是貿易額，還是地位重要性遠遠高於廣州、泉州和明州這三大港口。
只是後來隨著“澶淵之盟”後，遼國騰出手來對付高麗，透過兩個大戰讓高麗國被迫臣服，高麗國從而斷絕和大宋的宗藩關係，而此時日本政局的逐漸混亂造成對外貿易也急劇減少，再加上契丹族的航海技術的進步，完全擺脫逐島航行的辦法，從而時常在渤海海域進行阻擾，從而使北宋與高麗、日本透過登州港的貿易往來時斷時續，登州的經濟出現極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趨下降。???
?到慶曆年間，大宋朝廷對登州港進行封鎖，禁止南方的海船進入登州港。除了登州港，萊州港也實行海禁。大宋時期，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南方港口的地位逐漸上升，加上契丹對渤海海域的襲擾，大宋朝廷對登州港、萊州港施行了港禁政策，從而使得登州港商業貿易銳減，登州港也由盛變衰。
此後，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橋鎮設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專門負責山東半島及臨近口岸與高麗、日本等國的貿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麗，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廣州等港。京東、河北、河東等路也可以透過密州板橋鎮輸出商品，南方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線。這樣，登州港逐漸衰落，為密州板橋鎮的密州港所代替。
但登州雖施行港禁，但是高麗的使者確實一直還是從登州港登陸。因為高麗的國都也在北方，從登州登陸海程近很多，而且是在渤海這內海航行，比去繞道密州需要經過外海風浪小、海圖熟悉，也安全很多。
而且高麗國在登州經營幾十年，還是頗有些關係和底蘊的，這登州城內很多高麗的僑民在此經商或是直接定居，而且許多原先的海商以及城內的很多坐商等，都跟他們高麗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因為在登州城內有著這許多經營，所以高麗的使者往來，自然更喜歡從登州來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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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最早設立於唐高祖武德四年，最初時州治在文登縣。武則天神龍三年，登州治所始移至蓬萊，從此蓬萊縣作為登州州治的地位開始確立，以後再沒有變過。
登州在大唐時，屬河南道，到了大宋，登州劃為京東路。
登州城週五裡，高兩丈五尺，臨海而立，州城離渤海海邊僅一二里路，引畫河水為護城河。
登州城離得海邊一二里，離得登州港也是一二里，因為登州城內的海邊便是登州港。
登州港不但是對外經濟貿易、文化交流和使者往來的重要港口，也是重要的水師基地。隋煬帝楊廣在位之時，發動的對高句麗的五次征伐，便大多是水陸並進，動用了舟師，利用登州港的優勢條件，運兵、運糧到遼東。到了大唐，唐太宗和唐高宗時期，對高句麗、百濟乃至新羅的戰爭，也多次利用登州港運兵、運糧到前線。從那時起，登州港就是重要的軍事基地。
北宋時期，由於和契丹的敵對關係，登州港這裡的軍事地位和作用進一步突出。
寶元、慶曆年間，因為大宋在集中力量對付西夏的時候，為防止契丹從渤海海上泛海來攻，再實行登萊海禁的同時，在登州港開始設立刀魚寨，以保護登萊地區安全，同時屏障登州海域。
大宋慶曆二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奉命在此構成一座城寨，以泊艦船。這座城寨依傍而建，位於北丹崖山下，臨海而建，探入海中，扼守登州港咽喉。因大宋的水軍使用的戰船大都是長四丈，寬僅僅不足一丈，形似狹長的刀魚，所以稱為“刀魚船”，這座水城便被稱為“刀魚寨”。
刀魚寨修建完成之後，登州於刀魚寨巡檢，泊刀魚戰棹，備禦契丹。朝廷還將這刀魚寨的廂軍，升為禁軍，以表明重視。刀魚寨的構築，算是我國曆史上最早軍港的雛形，對大宋海上的屏障契丹海上進攻，以及高麗、日本海盜的襲擾等軍事活動有著重要意義。
這座刀魚寨在我國軍港建設上，也算是開先河之作。
當然，如今的這座刀魚寨從慶曆二年建立，到現在只不過十餘年時間，規模和建制還不是很完善，名聲也不是太大。
鍾浩之所以對這座剛創立不久的刀魚寨耳熟能詳，並不是來到大宋才瞭解到的，而是因為後世他曾來過這座蓬萊水城。
在歷史上，隨著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金國統治了北方，這座刀魚寨自然失去了屏障遼東民族政權來進攻的作用，因此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荒廢了。
直到大明建立以後，為了防備倭寇襲擾。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於洪武九年，下令在登州港內刀魚寨基礎上建造修築水城。
登州府軍民於是在刀魚寨基礎上，北砌水門，南設振揚門，以土城繞之，引海水入城，建成了蓬萊水城。蓬萊水城週三裡，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一尺，東跨山，東南濱河。其實把丹崖山、刀魚寨以及刀魚寨以西的水域整合為一體，外築城牆以圍之，東設出口以通大海。蓬萊水城建成以後，朱元璋特地賜名“備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