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堂主這樣將要引領的小規模暴亂，自然最不喜歡直接面對官兵。
說到“農民起義”，這裡簡單說一點。
事實上這個華夏民族並沒有真正的農民起義，甚至這個民族的古典文獻中雖然有“起義”一詞，但絕無無“農民起義”這一個組合詞。
所以農民起義是一個現代詞語。
從歷代農民暴動作亂的組織者身份上看，大型群體事件的組織者們基本上沒有是純農民身份的。
農民之所以又是參與暴動的主體成員，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是被裹脅的！
他們的房屋被人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只能從了他人。
被裹脅的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因後又有追兵而死心相隨。
同時為了防擄來之農民逃逸，嚴格控制農民的私財，甚至在農民的臉上刺字或者染其眉，以斷其歸路。
那些農民參與暴動的其它原因則分別是天災流行、賦稅繁苛、政治腐敗、外患頻仍、兵變迭起、鄉官虐民等。
這裡當然沒有什麼地主兼併土地剝削農民加重的啥事情。
與此同時，這個時空的歐洲大陸上，也有農民暴動，東西兩方卻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歐洲大陸主體是一種“領主分封制”。
農民（奴）暴動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對其施加壓迫和剝削的中小領主。
這種反抗多數無法發展至類似華夏民族的赤眉黃巾、黃巢、宋江式的規模……不同領主下的農民很難同步串聯起事。
同時，地方的領主相對於郡縣，鎮壓的意願和能力也更強。
華夏民族的農民暴動的效果則不然。
在郡縣制為主體的制度下，一開始小規模的“農業暴動”，往往更樂於落草為寇，然後去侵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直接對抗國家機器……亦更樂衷於“擄掠州縣”傷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代表民眾利益與國家機器對抗。
當經過裹脅後形成了大規模的“暴動”，如黃巾、赤眉綠林、黃巢等規模後，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時，才敢與國家機器對抗。
換言之，就比例而言，郡縣制下的東方“農民暴動”多，容易規模大；“領主分封制”下的西方“農民起義”較少，規模較少。
這種區別，與“民族性”之類的命題無關，更與“東西方農民的覺悟高低”無關，而只是一種不同現實環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選擇”：
郡縣制下，地方州縣官僚大多既無意也無力鎮壓暴動者，暴動者擄掠州縣普通百姓的風險，要低於直接對抗國家機器；領主分封制下，暴動者擄掠其他領主治下百姓的風險，卻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領主更低。
區別只在於一種最最佳化的選擇。
所以，任堂主當然很高興的看到，棗莊縣城裡並沒有多少流求官兵。
有關流求官兵的英勇，他還是略有耳聞，而且也是小心對待的……山大王出身的人從不小看官兵。
任堂主還對流求官兵的武器有所研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