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軍從長安城開拔之後，劉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開始推行第三輪新政了。
這一輪新政的重點就是稅制改革。
大漢的稅種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塊，分別土地稅【地租等】、人頭稅【算賦口賦等】、雜稅【關稅市稅等】。
其中，在雜稅中佔據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財產稅和商業稅。
以上三種賦稅，土地稅直接交至大司農；人頭稅一半交到少府，一半交到大司農；雜稅則交到少府。
大司農是大漢的國庫，少府是天子的私庫，二者決不能錯亂。
除了以上三大稅收之外，水衡都尉每年要鑄造新的五銖錢，相當於一筆鑄幣稅，也歸天子所有。
以上種種，就構成了大漢和天子的錢袋子。
當然，賦稅不僅關乎錢袋子，更關乎天下的許多事情。
人是逐利的動物，上位者可以透過調節稅制，來調節人的行為，從而調節大漢國策。
所以劉賀只要完成大漢稅制改革，也就會間接完成許多政治和經濟層面的改制。
長久以來，從先秦到大漢，最大的一項基本國策就是“重農抑商”。
雖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間，曾經大力扶持商業，但在其餘更多的時間裡，商人雖然佔據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地位極低。
歷代統治者之所以重農抑商，就是擔心商業會衝擊農業，造成人人逐利，無人務農的局面。
但事實證明，商業的崛起不一定會影響農業，重視農業也並非一定要壓制商業。
孝武皇帝就透過扶持商業，為連年的對外戰爭搜刮到大量的財富，而農業也沒有受到損害。
如今，劉賀推行了大量新式農具和新式農耕之法，大漢農業的生產力得到了發展，就更不可能輕而易舉地遭受衝擊。
所以現在的大漢有條件將“重農抑商”改變為“以農為主，以商為輔”。
原來，維護“重農抑商”手段有兩個，一是國家的暴力手段，二就是稅收的手段。
就拿現在的大漢來說，雜稅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稅種，就是為了“抑商”而存在的。
在市場上徵收的“攤位費”和“交易稅”——市稅。
商品透過關隘時時徵收的“過路費”——關稅。
向出借錢糧的利息徵收的“利息稅”——貰貸稅。
對全民財產徵收的“財產稅”——貲稅。
……
以上的這些雜稅，還只是面向商業活動本身徵收的賦稅。
像張安世這些世家大族，他們雖然不是市籍，但是隻要發生了交易行為，就必須要繳納上述的稅收。
另外，那些被登記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他們還要額外交一種“財產稅”——算緡錢和算車錢。
【前文誤將編戶齊民的財產稅寫成了算緡錢，應該為貲稅，有市籍的商人繳納的財產稅才是算緡錢和算車錢】
於是賺了大錢的商人，要麼會想盡辦法脫離市籍，要麼一開始就不是市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