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孫權雖然也和曹操一樣實行屯田，且規模很大，僅次於北方的曹操，以這種邊耕邊戰的軍屯方式解決軍民的生計問題。
但連年軍閥混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社會的運轉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邊緣。
孫權的地盤上雖然有六合的冶山、揚州的大小銅山，不缺資源，但缺勞動力，尤其是從事開採和冶煉這些重體力的勞動力。
孫權曾派手下大將衛溫去寶島，不是去佔地盤，而是擄掠勞動力，可見當時缺人缺到何種程度。
人少，盤剝物件也就少，造成東漢末年各個割據勢力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財政困難，整個社會鬧錢荒，貨幣市場出現了五花八門質量低劣的“惡錢”，如董卓的“榆莢錢”，還有民間的減重五銖、剪邊五銖、侵輪五銖等等，總之就是儘量把一個錢變多個使用。
靠鑄大錢解決財政困難的，首先是三國中實力最弱小的蜀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劉備攻打益州，為解決軍需，鑄“直百五銖”。
用鑄造兩個五銖錢使用的原料鑄出的錢，卻要當五銖錢的一百倍使用，這實在和搶錢無異。
不過，首先發明這種把一個錢變著法當若干錢使用的“面值貨幣”的人，並非劉備，而是王莽。
王莽在西漢居攝二年第一次改革貨幣，發行了大錢、契刀、錯刀三種大面值新貨幣，分別摺合五銖錢五十、五百和五千，此後多次“幣改”，各類大面值貨幣改頭換面，卻始終存在。
當時有批評者指出，他鑄造的大錢“大泉五十”重不過十二銖，卻要當五十倍使用，因此王莽的貨幣改革被人貶為“瞎胡鬧”。
由於錢幣不斷減重，相鄰的蜀地又通行起虛值當百錢，鑄造自己的貨幣成為吳國當務之急。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有兩項記載：一是“(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二是“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就當時來看，孫權至少鑄造過這兩種錢。
孫權的“大泉當千”是繼王莽之後鑄造的又一虛值大錢。
目前所發現的“大泉當千”錢，最早的鑄於公元238年，最晚是公元246年，早期的較重，也不到三十五銖，後期的則不足二十銖。
歷史上往往錢幣減重或者大額錢幣的出現，都會引起私鑄(投機行為。
剛開始，官方鑄造的“大泉當千”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還比較規矩，像個樣子。
後來，你也鑄，我也鑄，一發不可收拾。
而私鑄錢更惡劣，有縮量的，有減重的，惡劣到家的甚至有鑄出來的“大泉當千”錢只比普通五銖錢大一點，重一克多，卻要當一千個普通五銖錢用。
***間更有仿製盜鑄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錢，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大泉當千”版別繁多，五花八門。
事情到了這一步，不鬧出惡性通貨膨脹才見鬼了。
據說當時有些商販們根本不敢收銅錢，索性恢復了物物交換。
值得一提的是，張天元手裡的這枚“大泉當千”，是在洛州省登封縣的一家廢品收購站揀選的。
這是劉金寶的爺爺收來的。
登封在中原腹地，屬曹魏地盤，離魏國的國都洛陽很近。
令人稱奇之處正在於此，“大泉當千”怎麼會跑到敵國的腹地來?
一個解釋是，當時“大泉當千”鑄造的數量很大，難免有漏網之魚;
另一個解釋是，當時各個敵對政權之間貿易往來還是比較頻繁的，銅錢實在太重，如果有大宗交易，一個錢當一串錢花的大錢攜帶方便，偶爾用一個，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