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部商業片來說，不管有多少人讚揚它，如果不能把這些讚揚轉化成票房，那它都是失敗的。
所以真正決定《那些年》這部電影成功與否的只能是票房。
不過，目前票房統計方式還比較原始。
各個城市統計完之後匯總到一起，所以首日票房一直等到下午的時候才有了結果。
郝運倒是沒有在那裡等票房的訊息。
他事情很多，約了國防大學的老師聊《團長》，聊遠征軍的故事。
他在雲南的時候就見過幾個老兵。
本來還約了一位民間研究遠征軍的軍史專家，奈何時間上沒能對接好，緣慳一面。
郝運很明顯是個很奸猾的人。
或者說，他總有一種被迫害妄想症久治不愈，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覺得有人會害他。
哪怕《團長》的劇本他已經有了完整版，看了一遍之後覺得沒什麼太大禁忌，但是他還是要折騰。
而且要大張旗鼓的折騰。
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這個年輕的戛納最佳編劇目前在寫一本關於遠征軍的書，做一個遠征軍的劇本。
可是戛納最佳編劇還遠遠不夠，這不是一張萬能通行證。
所以，他找北電院長張輝軍正兒八經的給國防大學寫了一封推薦信，說明了意圖，希望北電學生郝運在劇本創作階段能夠得到專業機構的幫助。
於是就和國防大學搭上了線。
可能是因為這是公對公的往來，而且郝運戛納最佳編劇的頭銜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人家還真安排了一位老師和他對接這件事。
和他交流的叫李慄，是一位博士研究生。
1995年考入國防大學研究生院攻讀作戰模擬專業； 1998年獲軍事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
2002年9月，考入戰略後勤組織指揮專業攻讀博士學位。
雖然她的專業方向不是軍史，能夠給郝運提供的資訊極其有限，但她的老師是張兆中，她還是多檔軍事節目的特邀專家。
曾經公開表示“坐在老師這個位置上，就要在老師這邊推動；坐在媒體位置上，就在媒體上推動。我們呼籲大家關注每個國家最新的戰爭實踐，我覺得它對於咱們整個國防軍隊建設，是有意義的。”
戛納最佳編劇要寫軍事題材的劇本，所以派她也算專業對口。
郝運虛心好學，和李慄曾經的經歷非常相似。
再加上郝運有能夠薅屬性的能力，遞一下本子，碰一下茶盞就能薅到人家大量的軍事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