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洛不敢想了，越想越覺得，《澶淵之盟》帶來的影響實在太大。
“文先生，你來說說吧。”李洛收回思緒，他希望文天祥說的和他想的差不多。
文天祥道：“回陛下話，臣以為，《澶淵之盟》以錢帛歲幣造就宋遼百年無事，是以之後又有宋夏《慶曆和議》。”
“《澶淵之盟》乃城下之盟，宋廷名為平等，實為屈事。安有敵軍深入國境，燒殺擄掠，而以錢帛退兵卻不為屈事者焉？而後，改贈為納，若臣侍主，飛屈事哉？”
“強盜破門而入，大索財貨，荼毒內庭，乃出金賄之退兵。則其家主，非屈事哉？”
文天祥的第一層意思點明，《澶淵之盟》其實一開始就不平等。別人來到你家裡殺人放火，然後你花錢請他離開，兩人“和好”，還要年年花錢，後來還曾把“贈送”之名改為“納貢”之名，這是平等？
天下焉有事理。
文天祥繼續道：“《澶淵之盟》後，宋廷忘戰去兵，武備廢弛，更以金賄故伎，滋養党項李氏，屈求安邊，以為計售，實無疑於割肉養虎也。致党項起西北而兵不能制，元昊割地而立國，三敗宋軍，遂有西夏。”
李洛很認同文天祥的說道，這和他的觀點一樣。沒錯，西夏的建立，和《澶淵之盟》關係很大。宋朝嚐到了花錢買和平的“甜頭”，導致武備廢弛，更形成了花錢買和平的思維。
這才是最危險的。真的以為花錢就能買和平了。甚至成為數代君臣的集體意識。
然後呢，當西北的李德明李元昊父子野心勃勃的圖謀自立脫宋時，宋廷仍然習慣性的花錢買和平，拿錢滋養李德明父子，導致李德明父子做大。
地地道道的養虎為患。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宋軍完全有能力有機會滅了李德明父子的勢力。只是，他們沒有用兵，反而連年送錢懷柔安撫，希望李氏父子知恩圖報，不要自立。
可以說，李氏父子的運氣太好了，因為他們遇見了《澶淵之盟》後的大宋。
若非如此，無論中原是唐、明、清，甚至是宋初，李氏父子都沒有建立西夏王朝的機會，而是早就被滅了。
可是李氏父子卻硬生生的在大宋眼皮子底下，從一個地方軍閥發展為威震西北的強國。
而且還是在大宋的興盛時期。
西夏拿錢崛起之後，李元昊三次對宋用兵，都是大勝。宋軍以眾擊寡，反而三次大敗。由此可見，宋軍孱弱道什麼地步。
而那時，距離《澶淵之盟》，不到四十年。
不到四十年，宋軍的武備就崩壞到難以收拾的地步。導致小小西夏三番五次咄咄逼人的對宋用兵，吞併了很多原屬宋朝的疆土。
文天祥談到《澶淵之盟》帶來的間隔惡果：
“……若無《澶淵之盟》，宋遼之間固然征戰不休，可契丹爭位頻繁，也絕無滅宋之力，不敢輕易南下攻宋。而宋廷也片刻不敢忘戰，得以磨礪士馬，絕不至於戰力羸弱。”
“如此一來，党項李氏以貧瘠之地，數萬士卒，如何能抵擋宋廷數十萬善戰精兵？宋廷又何來三次大敗，令西夏稱雄西北？”
“戰力羸弱，只能以數取勝，以至於宋軍養兵何止百萬，造成冗兵之患，而為了節制冗兵，更加劇冗官之患，以致國家歲入，泰半養羸弱之兵。”
“兼之西北一失，北有契丹猛虎，西有党項惡狼，兩邊輸送歲幣，又斷絕東西商路（絲綢之路），商稅大減，以致宋廷財力日漸窘迫，遂有王安石變法，新舊黨爭，朝政敗壞不可收拾。”
“以臣所見，趙宋積弱之局，雖發端於宋初抑武之策，然實惡化於《澶淵之盟》。《澶淵之盟》之前，太宗時期，宋軍之強尚可西制党項，北拒契丹，仍有收復失地，再造漢唐之心。楊、潘、曹、呼延、折、王等將門，仍然興旺不衰，不失其勇。”
“可《澶淵之盟》後，士大夫以為得計，自居斡旋之功，認為外交可安天下。君臣麻痺大意，文恬武嬉，忘戰輕武之心更是變本加厲，以致武備崩壞，將門凋零。哲宗之後，河北中原之兵，幾成烏合之眾。及至徽宗，金兵南下，宋軍百萬而不可制侵凌，遂有靖康之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