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誹謗妖言令’，便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現在，‘誹謗妖言罪’還存在於漢律條例之內，百姓光是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就不會對這種涉及天家的敏感話題發表言論。
百姓都不敢，朝臣百官就更不敢了。
——即便是歷史上，文帝頒佈‘除誹謗妖言令’後，對於天傢俬密，朝臣也仍舊不在‘可自由發表言論’的範疇之內！
文帝廢黜誹謗妖言罪時說得很清楚：百姓無知失言，無知者無過！
漢文帝在‘無知者無過’這一點上的堅持，也不單單體現在‘某人說了錯話’一事上。
歷史上自文帝之後，直至王莽絕西漢國祚這一段時間內，漢室司法判決中出現最多的一句話，便是：不教而誅，謂之虐！
此言出處，乃《荀子·富國》一篇：不教而誅之，謂之虐；教而不化，誅之，謂之王道。
非但荀子認同這個觀點，整個華夏，在那遙遠的時代，都對此觀點高度認同。
華夏隱晦內斂的文化底蘊，註定無論何事，都要披上一層‘仁義’的外衣；而在遙遠的西元前，仁義不單單是皮，還是歷代君王真切的追求。
就連征討外族，華夏君王都要‘先試圖教育感化’，感化不了，再以王道征討。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鏚舞，有苗乃服。
《韓非子?五蠹篇》中記載的這則傳說，便是古華夏‘先教後誅’之價值最直觀的體現。
這一觀點，在漢室‘士不教不得徵’的政治軍事背景，以及荀子門徒張蒼以丞相之身，執政天下的情況下，在文帝一朝逐漸深入人心，成為了天下公認的普行價值。
自此之後，華夏法制就從周、秦時，百姓對法律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偷盜劓、黥’以外一無所知，只有在官服上門拿人時，才知道自己觸犯了法律的時代，逐漸轉變為：每一條法令頒佈，都要先讓百姓知道，而後才實施的時代。
於露布書寫、宣讀詔命政策自是早已有之；而漢文帝之後，大到肉刑廢黜，小到逃稅的責罰，都開始被一一告與百姓知曉。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即便是謀逆叛亂，證據確鑿的淮南厲王劉長，在被羈押於長安廷尉大牢之時，也是被當朝御史大夫申屠嘉，就‘忠君奉上’的道理好生教育了一番。
而官僚，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無知者無過’的範疇之內。
——你作為官員，卻連法令都不知道，還好意思說無知者無過？
——國家每年出那麼些糧食，養著你一家老小，就是為了讓你‘無知’？
即便是在後世，大部分政事，也都是民眾可自由發表看法，而官員必須時刻注意言論，就更枉論處於封建時代的古華夏了。
但不敢說歸不敢說，朝堂百官，尤其是張蒼、田叔等皇黨重臣，暗地裡對‘劉弘非惠帝子’一事，還是持極高的重視。
——即使劉弘挾此番大勝之勢，掃滅齊地叛軍，剪除朝堂逆臣，只要沒能擊破這則謠言，那‘或許不是惠帝之子’這樁隱患，便會一直掛在漢室政權的頭頂！
在君權鼎盛，中央強大之時，此事自然只是無知百姓飯前茶後，口嗨八卦的談資。
但若是將來有一天，漢室出現君權闇弱，諸侯不穩，亦或是權臣當道，意欲作亂的狀況，那這個隱患就將徹底爆發。
‘孝x皇帝本非孝惠子’，將成為每一個亂臣賊子可信手拈來的正義旗幟，反叛之舉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