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生命的最後幾年，表面上風光無限，但他的處境是十分孤寂的。也難怪，被最高權力所仇視，日子能好過得了嗎！
有人這樣評論這個時候的胡適：這幾年來，別以為有那麼多人圍在他的身旁攪什麼獻花祝壽的熱鬧事，也別以為有那麼多的男記者女記者把他當作“花邊新聞”的採訪物件，而胡先生的心之深處，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憂憤的！……近幾年來，胡先生固然是個人自由主義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為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聲譽，也正漸漸地為點綴這點可憐的所謂“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樣子了！君不見許多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們的談話中，充分流露出他們“對胡適的失望”。雖然如此，可是，發自“威權領導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圍剿胡適”之浪潮，卻仍是一波一波地湧過來……胡適先生怎麼會不覺得心靈孤寂而憂憤呢?
1961年2月，胡適又因心臟病發作，住了兩個月醫院。逐漸脫離危險後，到4月便勉強出院。因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只好暫借福州街26號臺大招待所房屋，療養了兩個月。7月間又患急性腸炎，大鬧水瀉。真是多災多病，衰老不堪了。
10月間，夫人江冬秀從美國回來，家人團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適，畢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發表一篇演說，竟招來狂風暴雨般的又一次“圍剿”。
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臺北開幕。胡適推卻不過洋人的糾纏，應邀赴會，作了三十分鐘的英文講演，題目是“Social cha
ges
ecessa
y fo
the g
owth of scie
ce”(《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全文如下：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這個題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負責籌備的委員會出給我的題目。這題目的意思是問：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麼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呢？
到這裡來開會的諸位是在亞洲許多地區從事推進科學教育的，我想一定都遠比我更適合就這個大而重要的題目說話。
我今天被請來說話，我很疑心，這是由於負責籌備這個會議的朋友們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諸位：他們大概要我在諸位的會議開幕的時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辯護士”（譯者注：“魔鬼的辯護士”是中古基督教會的一種制度。中古教會每討論一種教義，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此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要我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好讓諸位在靜靜的審議中把我的話盡力推翻。
我居然來了，居然以一個“魔鬼的辯護士”的身份來到諸位面前，要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給諸位去盡力駁倒、推翻。
我願意提出一些意見，都是屬於知識和教育上的變化的範圍的——我相信這種變化是一切社會變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
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mate
&nate
ialistic）文明雖然無疑的佔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