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國家必然會加大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力度。
在歷史上，劉榮的老爹劉啟在平定了七國之亂後，於景帝中元六年，頒佈了“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禁止民間私鑄錢幣，逐漸將鑄幣權收歸政府。
然這裡的政府有中央政府和郡國政府兩層含義，但經過中央對郡國用人權的壟斷等措施後，此時的各地方王侯的權力同七國之亂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也就是說，此時的鑄錢的的確確向中央政府壟斷前進了一步。鑄幣權的收並過程同中央集權的加強過程是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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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到了劉彘一朝從建元元年開始推行三銖錢，到元鼎四年五銖錢的確立，在短短的二十餘年間，先後，進行了六次錢法改革，漢代的貨幣政策才最後確立下來。
建元元年，劉彘便開始推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漢代以來第一次實現了貨幣名稱與重量的統一。
但是，政府卻規定，在流通中，三銖錢作為法定貨幣，與文景時的四銖“半兩”錢等價使用，帶有明顯的虛幣斂財的性質。
鑄造這種輕小的貨幣當然利潤會十分豐厚，導致民間盜鑄再次盛行,法不能禁，這種以斂財為目的的貨幣改革很難推行下去。
到建元五年，劉彘廢除了三銖錢，恢復文景時期的四銖“半兩”.錢，並且進一步改進了錢幣的鑄作工藝，採取周邊有廓的形式，以防止人們磨豁取銅，同時也增加了盜鑄的難度，以後成為鑄幣的標準形式。
元狩四年，劉彘再次推行了三銖錢，並造皮幣與白金幣。規定皮幣值錢四十萬，強令王侯宗室朝覲時必須貢納。
這次貨幣改革主要是出於增加財政收人的需要，更是為了對付那些地方諸侯王們，要知道劉彘當初僅僅因為獻金成色不行，就一次罷黜了106個徹侯。
至於白金幣與皮幣，更是赤裸裸的聚斂財富的手段，吃相的確是非常的難看。
歷史上的顏異就是因為皮幣而亡之。紙幣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沒有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紙幣則無從談起，漢代根本不具備紙幣產生的條件。
然只要規定輕小的鑄幣可以流通，盜鑄是難以避免的。儘管漢武帝明令“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仍“不可勝數”。
元狩五年，劉彘又因“三銖錢輕，易奸詐”，下令郡國鑄五銖錢，錢幣兩面皆有周廓，五銖錢被確定為新的貨幣法定單位，這是五銖錢制的開端。
然而，劉彘的這次貨幣改革也不徹底，鑄幣權依然分散於地方郡國，銅材亦未由中央政府壟斷，民間盜鑄問題仍十分嚴重，因鑄錢而獲罪者日多。
史書有言：“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貨幣的發行，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身受我大天朝洗禮的劉榮可是對此清楚的很。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穩定的國家貨幣政策，是穩定國家的必要條件。
劉榮可是不想像劉彘一樣，哪天與匈奴人打起來了，也像劉彘一般，匈奴人還沒幹翻，先把自己家底打空了，搞得整個漢家千瘡百孔。
若不是有先前數代漢家天子的苦心經營，博得的民間百姓對漢家政權的信任。
不等到輪臺罪己，可能民間的百姓就要揭竿而起，起來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