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明不僅擅長積體電路領域的科研，是該領域頂級的科學家，對晶片產業同樣有很深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
因為胡正明從69年起在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去麻省理工當了短短三四年的助理教授後又回到了伯克利，可以說人生的一半時間都在伯克利，親眼見證了矽谷的發展。
矽谷早期歷史無法繞開的快捷半導體公司，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生產企業，在69年的前一年快捷半導體創始人團隊中的八位科學家全部離開了仙童，就此開啟了矽谷的創業熱潮。
而在胡正明到伯克利的那一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參會者裡沒有在仙童工作過的工程師還不到24人。
胡正明看著矽谷從半導體熱潮到個人PC興起再到最近這十年的網際網路浪潮，但是他的關注點更多的在於底層技術進步帶來的變革上。
周新說：“我知道，CAAS成立後虞有澄博士加入了CAAS，我一直和他有聯絡。
我對臺積電的發展路徑有所瞭解，華國的半導體產業想後來居上，和英特爾合作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
虞有澄是英特爾的副總裁，斯坦福電氣工程領域的博士，從1972年開始加入英特爾。虞有澄就是被前面提到的英特爾董事長安迪格魯夫招進來的。
虞有澄在1977年時離開英特爾自己組成了一家叫Video Brain的公司，專注於家用電腦的製造。當時創辦Video Brain是因為他認為電腦早晚會走入家庭，但是因為推出的時機不對而最終倒閉，虞有澄又回到了英特爾。
虞有澄和胡正明一樣，也是大陸出生彎彎長大然後到阿美利肯唸書留在了阿美利肯。半導體領域很多彎彎工程師都是這樣的成長路徑，如果大陸能有一樣的條件，大陸在那個年代一樣能夠湧現出大量積體電路領域的人才。
胡正明：“和網際網路行業不同，積體電路領域的發展無法依賴於少數人的聰明才智，它需要有很多天才的工程師在每個細分領域迸發出靈感的火花，再透過辛勤的勞動最終推動技術的進步。
華國即便作為追趕者，前面有著清晰的路徑，所有技術原理都在公開資料上可以查到，但是要想在積體電路領域有所成就依然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其實我一直不擔心你的天賦，我只是擔心你成功的太容易太快，而低估了積體電路領域的發展難度。
你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沒有答應你嗎？我知道幫你幹活，最後沒成功，你也肯定不忍心看我這個老師餓死。”
胡正明在說最後一句的時候露出狡黠的笑容，周新想了想然後說：“是因為難度太高了嗎？”
胡正明點頭：“沒錯，這其中的難度遠超你的想象。
積體電路，也就是晶片行業，和以往的所有行業都有所不同，因為晶片行業是民用行業，最重要的在於可盈利性。
技術上的可行性是其次，商業上的可盈利性才是這件事的本質。
而且這種盈利不單是指企業要盈利，還指企業把產品銷售給其他公司，其他公司使用你的產品也能實現盈利。
為什麼尼康會願意把落後兩代的光刻機技術打包賣給你，因為尼康知道，你們就算把光刻機造出來，也不會有廠商選擇使用新芯光刻機的產品。
最早的商用光刻機是阿美利肯的GCA公司，那時候準確來說應該還是曝光機，在六十年代的時候GCA每年就能夠賣出幾十臺曝光機了。
後來GCA開始找尼康幫忙，尼康成為GCA的鏡頭供應商，而飛利浦物理實驗室，也就是ASML的前身，則是找了蔡司作為他們的鏡頭供應商。到了八十年代初飛利浦的光刻機還在襁褓之中，而GCA年銷售額已經突破1億美元了，三年時間增長了十倍。
飛利浦物理實驗室一臺光刻機都沒有賣出去，然後飛利浦半導體的董事會打算把飛利浦物理實驗室賣出去，本來ASM想買，但是飛利浦嫌ASM體量太小，出不起價。
最後在負責光刻機業務的技術董事克魯伊夫的主導下，飛利浦和ASM合資成立了現在的ASML，我和克魯伊夫一般在每年的IEEE上會聊一聊，他對技術有著超乎尋常的敏銳嗅覺，他敏銳發現了光刻機的遠大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