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經對這一類遊俠們做過一個概括：閒時幫閒，忙時幫忙，戰時幫兇！
第三種：依靠自身能力和遊俠群體，形成“創收”能力。除了上兩種情況，第三種則良莠不齊，形成了社會灰色地帶。這種所謂的創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有的打家劫舍、有的掘墓盜竊、有的充當殺手、有的淪為乞丐等等。這個群體最大，對社會的危害也最大。
遊俠的三種收入來源，往往是交叉的，不固定。
遊俠們良莠不齊，社會價值觀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又因為其幫兇性質，往往受到權貴階層的喜愛，常常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
正因為遊俠們的這種生存狀態，給社會治安和政權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遊俠們遭到了統治階層的嚴厲打擊。又由於受到利益階層的豢養與追捧，這個群體就像野草，始終除之不絕。
說到底，根子還是在遊俠不是孤立的社會群體，他們與政治利益集團結成了割不斷的聯盟關係。
武俠中，浪跡天涯的背劍俠客成為正義的化身，追求正義、和平和人道則成為俠之“劍“的宗旨。他們四處遊山玩水，毫無目標的行走江湖，除了一把劍幾乎身無長物，但卻從來不為錢擔心，吃喝用度都是不差錢的。
苦苦為生計奔波的還算什麼俠客？他們大多都是心情不好劫富，心情好了濟貧。甚至於濟貧也不過是看著順眼就扔錢。全然不管窮人突然被錢砸到頭還在懵圈，就傳得沸沸揚揚，所有人都知道他突然有錢，會什麼樣的後果。
其實窮文富武，若家底都沒有，那練什麼武？飯都吃不飽怎麼練劍？騎馬仗劍走天涯的故事聽起來很美，但是不說馬匹多少錢，就算是一把劍都價值不菲。
金銀銅鐵等金屬在秦漢時期都是難得的物質，膽子大點的都拿來私鑄錢幣了，誰會精工細琢去鑄劍？千金求劍是毫不誇張的說法。
在中國文化中，刀劍往往被賦予正義和正氣的道德色彩。早在先秦時代，季札掛劍就成為君子誠信的楷模。在俠士劍客眼中，刀劍是佩帶者的人格和精神的體現，標誌著一種伸張正義、見義勇為的社會責任，更是身份的象徵。
韓信落魄到接受漂母的一飯之恩，被人嘲笑，受胯下之辱，仍腰挎劍、手持書。只因堅信自己不會居於人下。劍是他不苟同於凡夫俗子，最後的執著和信仰。
大部分人是當不起遊俠的，沒劍沒財力。就像是現代人想出去旅遊一個樣，要先看看錢包鼓不鼓，再決定世界大不大、能走到哪。或者當花時間出去歷練，代價就是一邊打工一邊遊玩嘍。
俠義、俠義，俠等同於義嗎？
中國人最講求義的時代在春秋時期，那時候義與利的距離比較遠，沒有人認為它是一回事。所以，那時候的人，對義的註解令人震撼，令人肅然起敬。
比如程嬰救趙氏孤兒，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比如豫讓捨身報主。就連男女約會，都出了個寧可淹死也要守約的尾生。他們已經達到了“重義輕生”的地步，把“義”演繹到純而又純的地步。
俠之義，應該是包含性善，責任，公正，德行等。和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似乎又不同。
孔子認為：所謂義，就是“適宜”。每個人的行為，符合周禮和道德，就是“義”。君子以“義”為上；一個人，不僅要當仁不讓，而且還要見義勇為，看到適宜禮制的事情，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儒家的這種觀點，對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見義勇為和助人為樂，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孟子進一步對“義”進行了闡述。在孟子看來，“義”和仁、禮、智一樣，都是人的本性。羞惡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沒有羞惡之心，不能稱其為人。他認為“義”就是，人的“羞惡之心”，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為人，應該對於自己丑惡的言行感到羞愧，對於他人的醜惡言行感到憎惡。
王娡不知道，她藏匿劉駒之女算不算義。但她想起劉駒在她懷裡喊痛，仍求死於她手時的笑；婉兒持虎兕劍，慘烈自盡的決絕；葉姑姑為全義僕之名，連殺僕從幾人後伏劍自絕的一地血腥，就忍不住淚如泉湧。
出於對劉駒和婉兒的負疚？還是對殘忍的皇權爭鬥無奈？無論如何，一個新生的嬰兒，未涉人世，卻帶著血緣的原罪被誅殺，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
對於俠和義，王娡直覺上是，以國為重，才能是真俠義。為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驅動，不能稱之為俠義。
“袁盎應該不甘於寂寞的。帝王會讓這個真名士、假諫臣閒置嗎？”王娡說道，“郅校尉多跟進，看這個袁盎什麼時候回京。很可能，劇孟的投資很快見效。”
君君臣臣，這是個雙向奔赴的需求。君需要任人唯賢的賢名，臣需要忠君報效的平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