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次利索同意他辭職就是個最明顯的訊號。
於是戴高樂繼續受到他們的阻礙。
在這一時期，戴高樂甚至被禁止在廣播電視上發表講話。
你能想象嗎，二戰英雄在戰後混的這個逼樣？
落入這種困境的他不得不到處奔走，往返於布魯納瓦爾和斯特拉斯堡之間宣傳他的主張。
但是法蘭西人民聯盟依舊無法影響社會政策和國家制度，戴高樂因此終於心灰意冷。
所以他這次來，其實是來解惑和求援的。
他認為，只有在自己三十四歲時遇的這位導師，能夠真正幫助他。
在書房裡，喝著解酒的茶。
戴高樂卸下了在外邊的強悍偽裝，和韓懷義抱怨道：“查理，法國人的忘恩負義我也算領教到了。我現在沒有資格嘲笑丘吉爾那個倒黴鬼了。”
“你和他不同，夏爾。”
“哦？”
“你要倒黴的多。”韓懷義說。
戴高樂。。。
韓懷義沒和他開玩笑。
法國的混亂源於一個根本的毛病。
二戰的投降派其實也算維護了法國的復興根基。
畢竟他們都投降了，德國人為什麼要打自己人的領地呢。
而這種行為不僅僅保證了法國戰後的崛起速度，同時還保全了一大部分真正的投降派。
他們改頭換面，以“忍辱負重”的英雄面目出現，並開始否定自由法國的功績。
這種事歷代各國都有，不稀奇。
除非戴高樂能殺伐果斷的抓緊時間將他們突突了，問題是他沒有。
所以分裂的種子就此種下。
除了這一點，法國因為恢復遠超歐洲其他國家。
尤其是英國，還有被肢解的德國。
於是他們的歐洲第一的美夢便再度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