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還只是出於國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違禁外的貨物，是允許貿易往來的。
基本態度就是，海貿是什麼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樂年間，便開始“發票”，也就是登記發放許可證，才會允許船隻出海貿易。
譬如福建，將朝貢與海商出海分開管理——“福建市舶專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而航海商販，盡由漳、泉，止於道府告給引文為據。”
而沒有拿到票號的小商民，連遠洋船都不能擁有，一律改為不能遠洋的平頭船。
到這裡，實質上就是在壓制民營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為官營讓步，搞壟斷嘛。
基本態度就是，我知道海運很好，所以只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時期的鄭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頻頻出海。
但鄭和之後，海貿的風向，便急轉直下。
一說此事招引倭寇，侵犯邊防，一說海貿虧本買賣，勞民傷財，甚至有說朝實物完稅，海貿動盪稅基的說法。
於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這些進言。
連官營海貿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著外藩朝貢，堪合貿易。
等到成化年間，憲宗再想搞海貿攬財的時候，立刻便是群議洶湧。
兵部尚書劉大夏，乾脆說出了鄭和下西洋害死了上萬人的說法——“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奪寶而歸，於國家何益？”
此時的朝廷，基本態度已然變成了，海運很壞，誰都別搞。
當然，也正是這個時候，勳貴官吏們的走私，蒸蒸日上。
廣東總兵柳景，將麾下軍需儲備的硫磺、硝石，打包賣去了越南。
南直隸魏國公府夥同浙江海道御史，挪用“餘價官鹽”，巴巴跑去跟弗朗機人兌換香料。
這種中樞想幹都說虧本，朝臣私下又趨之若鶩的情況，一直到武宗皇帝當國之時。
正德三年，海貿事有了轉機，一場聲勢浩大而綿延日久的“禁通之爭”，自然而然地開始了。
先是市舶司太監熊宣，一改“市舶司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的模樣，主動在不是朝貢的時間點，迎接藩船，並且奏請將藩船抽稅後上岸。
禮部當頭一棒，呵斥其“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
但所謂前赴後繼，繼任的太監畢真，再度上奏攬權，“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
當然，這種出於內廷攬財的動機，立刻被科道回以“不許往來，私通貿易，番舶非當貢年，驅逐遠去。”
火一旦燒起來，就止不住了。
此例一開，土官流官、中樞地方、東南沿海，先後下場，掐得是頭破血流。
任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上奏允許船舶通航，並對往來船舶實施抽分之法；廣東右參議陳伯獻當即上疏彈劾上司吳廷舉，言此舉“使奸民數千駕造巨舶，私置兵器，縱橫海上，為地方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