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潮這幾天為了創作，刻意遮蔽了一部分輿論資訊，所以對美國已經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並沒有太多瞭解，不知道現在已經把他頭像製作口號圖片，在社交媒體廣泛傳播。
這場運動妙就妙在張潮和基蘭·德賽雙方最終在「東方快車對話」節目第三集中表現出的相互理解與友好態度，更加坐實了之前《美國印度人》報紙對張潮的指控是蓄意誤導。
大家傳播起來更加理直氣壯。
待張潮在主講臺前站定，再三致意之後，現場的聲音才平息下來。
他習慣性地輕彈了一下麥克風，才道：“感謝梅休女士對我和《大醫II》的評價，讓我受寵若驚。我一直認為，創作每一部都是一次嶄新的冒險。
而這場冒險的終點，不是我敲出最後一個標點符號的時候，而是它與讀者的第一次見面。
人間是一片廣闊無邊的海洋，文學是讓我們得以漂流其上的一葉孤舟。人類依靠這葉孤舟，找到那些最能表達自己心緒的言語，從而與其他人產生聯結。
能在一部作品中相遇，無論是對作者來說，還是對讀者來說，都是百萬中無一的奇蹟。所以這部，就是獻給那些願意透過閱讀與人間相聯結，一同讀過淼淼大海的人們。”
觀眾席不由自主發出了熱烈的掌聲。張潮用一個精妙的比喻，調動了現場所有人的情緒，尤其讓那些喜歡他的讀者感同身受。
接下來就是記者的提問時間了。大衛·米勒作為主持人，優先點出了幾位事先安排過的記者，提了一下關於《大醫II》這部的常規問題，無非就是主題、手法、主角、思想……和中學閱讀題似的。
對這些程式化的問題，張潮的準備自然很充分，很圓滿地就回答過了。
但一本新書的釋出會顯然不能這麼無趣，在既定問題回答完以後，才是媒體們真正的自由發揮時間。
首先來自《大西洋月刊》的記者傑弗裡·古德伯格問道：“我參加過《大醫II》的文學媒體內部試讀會，我對這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對人物複雜處理，讓他們顯得真實又富有浪漫主義。
但這仍然是一種將人物‘英雄化’的處理方式，他們在面對‘大義’與‘個人’的抉擇時，幾乎沒有猶豫過。這讓我感到困惑。
他們在面對道德困境時展現出的矛盾和掙扎不夠充分。您是否認為在當代社會，我們仍然能夠依賴傳統的英雄模型，而不是去應該擁抱一種更加複雜、模糊的英雄觀？”
這個問題有深度！張潮略微思考了一下，說道：“作為作家，我更傾向於探索人物內心的複雜性和多元性。我認為‘英雄’的定義在現代社會已經發生了變化，英雄不再是單純的無懈可擊的完美存在。
他們往往身陷道德的兩難和生活的困境，在面對重大選擇時無法完全遵從‘對與錯’的簡單劃分——但是這是在美國的文化語境下的闡釋，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國身上。
打完南北戰爭以後，美國本土就幾乎沒有遭受過戰火的洗禮，你們的人民也沒有體驗過流離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大醫》這部的背景是恰恰是在中國陷於內憂外患、山河破碎、家國傾覆的危機當中。自古以來，中國的教育就有培養‘捨身取義’的犧牲式的英雄人格的傳統。（這句夠不夠英語化）
《大醫》的三位主角，從職業層面上學習的是現代醫學，但仍然深受這種英雄主義教育的影響，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君子’——君子，同時是‘知識分子’和‘英雄’兩種身份結合的最高表現的載體。
所以，在危機關頭他們‘沒有猶豫’和‘不夠掙扎’，才是中國式英雄的真實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英雄確實是我們理想化的投射，與我們一樣，是有缺陷、有掙扎的普通人。
但在緊要關頭，‘還在猶豫’‘還在掙扎’，是不是有點太像好萊塢電影了？”
最後這句話，引發了一片笑聲；精彩的回答，也讓提問的傑弗裡·古德伯格十分滿意。
緊接著《紐約時報》文化版的記者艾瑪·霍普金斯接過話筒，語氣犀利地道：“艾麗絲·梅休女士多次提到這本書涉及到‘文化適應性’和‘文化再造’。
但在我看來，這部作品似乎太過於‘中國化’了，而忽略了它與全球化文化的衝突。我的問題是，您認為《大醫II》是否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樑，還是僅僅加深了文化的隔閡？”
“這……”張潮有些無語，不愧是《紐約時報》，看問題的角度都這麼清奇，但是人家問了，自己不能不答。於是道：“如果你看過《大醫》的第一部就知道，它可太‘全球衝突’了——中國都快被外國侵略者毀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