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年，不知有多少朝堂派往地方郡國的官員，因為‘從賊’乃至‘沒有勸君上謹守本分’等罪責，而被殺的被殺、被流放的被流放；
而在這個但凡想要做官，便幾乎必須要以為二千石及以上官員舉薦的時代，關東那一攬子因吳楚之亂而下馬的郡國官吏，也順帶拉了一大批郡國二千石，乃至朝臣高官下馬。
於是，問題就出現了。
——關東無論是宗親諸侯國，還是長安直轄的郡縣，都因為吳楚之亂所引發的政治動盪，而失去了大半中高層官吏；
原有的郡、縣領導班子過半落馬，新的領導班子一時半會兒又組織不起來，萬般無奈之下，先帝只能採取最簡單粗暴的措施：用軍隊來維護關東地方的治安，並防備諸侯藩王再次作亂。
而在吳楚之亂前，漢室軍隊兵力/百姓人口的比例，就已經達到了極高。
算上二十萬以上的北境邊防部隊，外加每個郡五千人左右的郡國兵，還有棘門、霸上、細柳、飛狐等直屬長安中央的常備野戰軍，漢室軍隊的兵力，達到了將近五十萬之多！
反觀人口，卻只有兩千多不到三千萬，軍/民比例，便達到了令人咂舌的1：40到1:60。
每四十至六十個人當中有一個兵卒，聽上去並不很誇張。
但考慮到這四十到六十個人，有一半是女人，這就變成了‘每二十到三十個男人裡，就有一個在編戰卒’。
再去掉老幼，漢室適齡男子，也就是壯年男子的在編比例，很可能會達到恐怖的1:10以內！
每十個壯年男子，就有一人是——不是曾經是，而是此刻正在軍中服兵役！
如此高的比例，自然就會引發一個封建時代很常見的問題：軍民供養比。
每十個壯年男子，便有一人是在編軍人；
而能貢獻稅賦、供養軍隊的，基本上也都是青壯勞力。
這就意味著這一比十的比例，便不單單是‘每十個人年紀合適的人裡有一個在編軍人’，同時也意味著當時的漢家，平均每一個在編軍卒，卻只有十個人貢獻稅賦供養。
這，就真的很恐怖了。
因為一名軍卒的供養成本，單就是按照每個月糧米二石，和錢一百錢，軍械維護成本每年千錢左右來算，便是二千錢。
而這二千錢分攤到十個人頭上，便是每人二百錢。
換而言之：為了供養漢家的軍隊，漢室每一個壯年男子，都需要每年花費四石糧食。
聽上去或許不多；
但要知道如今漢室的農稅，也不過三十稅一，按照民間百姓戶轄田百畝、平均畝產三石來算，一戶農戶每年要上繳的農稅，也不過十石糧食而已。
漢室當然沒有‘犒軍稅’，農戶也並不需要單獨繳納供養軍卒的那四石糧食。
這就意味著過去，漢室的農稅收入，有至少四成要花費在軍隊的維護、供養之上。
——要知道那二千錢，還只算了軍糧和軍械維護的成本，還沒算邊防部隊的肉食、錢餉，以及戰時部隊的各種物資消耗！
結合以上種種原因，便導致當年，吳楚之亂得以平定，關東卻需要強大兵力駐守的情況下，先帝根本無法在已有基礎上再徵常備軍隊，轉而只能調回北境邊牆的一部分邊防軍隊，以維護關東地方治安，並順帶戒備諸侯藩王。
準確的說：是二十萬邊防部隊的將近四成，都被先帝調回了關東······
“劉舍這個人，最懂察言觀色，朕不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就會一直騎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