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歷史時間線上，趙綰、王臧二人所掀起的建元新政，無疑是轟轟烈烈、浩浩蕩蕩；
先後長達三年的建元新政，也確曾一度讓長安朝堂內外上下煥然一新，迸發出些許朝氣。
但在這個時間線，明顯是‘痛快’大於‘使用’，或者說是隻圖一時痛快，卻根本沒考慮到後果的建元新政，卻隨著天子勝如撥浪鼓般猛搖的腦袋，便好似秋風掃落葉般悄然退散。
——建元新政，被竇太皇太后、天子勝祖孫二人合力，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一同被扼殺的，還有趙綰、王臧這兩位‘儒家當代俊傑’的生命——或是生理生命，亦或是政治生命。
順帶著，就連儒家這個命運多舛，又實在讓人生不出多少情感的學派，也被劉勝當著全天下人的面彈了勾勾。
不得不承認：憑藉著僅有的一絲優越性——有教無類，儒家得以在如今的漢家學術界，佔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劉勝曾大致估算過，截止先孝景皇帝劉啟六年，漢家三千餘萬人口當中，可以滿足‘能寫會讀’的要求，並且可以做一些記錄類工作的文化人，大約在六萬人左右。
換而言之，如今的漢家，平均每五百個人當中，才能找出一個認字兒的知識分子，其餘四百九十九個，幾乎都是純文盲。
對於這樣的狀況，作為後世人的劉勝當然感到震驚；
調研過後，又深深為後世的義務教育感到憧憬、懷念，並對義務教育在如今這個時代的推行成本之高，而感到無比的絕望。
劉勝算過一筆賬；
如果按照後世新時代的標準，保證每一個適齡孩童，在七歲到十五歲期間進行義務教育，那長安朝堂要在每一個漢家孩童身上，花費近七千錢。
甚至就連這七千錢，都還是已經考慮到書寫用紙、雕版印刷等技術成熟之後，可以將教材成本壓低的預算。
如果不考慮這些，那別說義務教育了——連給孩子們啟蒙，劉勝都得動員全天下的官員手抄竹簡，抄上個三五十年。
另外，適齡孩童因脫產接受教育，而對脆弱的小農家庭所造成的打擊，也同樣是劉勝不得不考慮到的因素。
即便拋開其他一切因素，如社會影響、對農戶家庭的影響等不計，單就是那平均每人七千錢的教育經費，就能讓劉勝對這個時代的義務教育望而卻步。
——如今漢家民五百餘萬戶、三千多萬口！
即便是按照‘每個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來計算：五百萬個孩子，每個孩子七千錢，這就是三百五十萬萬錢！
什麼概念？
漢家去年一整年的農稅摺合成錢，也才二十五萬萬錢！
每丁四十錢的口賦，也就十萬錢出頭！
稅賦加在一起，漢家去年一整年的財政收入，總共也才三十五萬萬錢，剛好就是那‘三百五十萬萬’的十分之一。
即便按照每個孩子每年八百錢來算，漢家一整年的財政收入，都不夠天下的孩子讀一年書。
更何況這每年八百錢、九年總共七千錢，還是劉勝最最保守的估計，‘每戶人家只有一個孩子’，更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透過另外一個參照，其實也能更直觀的判斷出在這個時代，三百五十萬萬錢大概是什麼概念。
——劉勝的祖父漢太宗孝文皇帝，以及劉勝的父親漢孝景皇帝二人在位期間，被後來的史家稱為：文景之治。
在原本的歷史上，除了民生民計的大幅改善，文景之治最璀璨，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成果，便是這兩位皇帝先後接力、生吃借用，為漢家府庫積攢下了極為龐大的財富，以作為同匈奴決戰的軍費。
那麼這筆錢，究竟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