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及其家屬不瞭解抑鬱症，就難以獲得專業治療。與此同時，一些無效治療卻大行其道。部分心理諮詢師、中小醫院從事不規範的抑鬱症治療，以此斂財。
一位重度抑鬱症患者告訴財新記者，曾有一位心理諮詢師對他說：“你有什麼病啊？你吃什麼藥啊？”一位曾在安定醫院就診但拒絕吃藥、轉向心理諮詢的大學生，後來臥軌自殺。有些心理諮詢師認為抑鬱症只是心理原因，耽誤了本應吃藥治療的中重度患者。
心理諮詢師進入門檻低，素質良莠不齊，造成抑鬱症治療混亂。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副會長趙國秋認為：“全國範圍內，臨床心理學系鳳毛麟角，缺少有醫學和心理學雙重背景的人。心理諮詢師剛開始沒有歸口單位，後來是人社部發證培訓，發證門檻很低。”
在他看來，很多心理諮詢方法，其效果評估和收費標準都有問題，環節沒理順。臺灣有精神衛生法，對心理諮詢的組織、展開都有非常細的規定；中國澳門、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監管法規。而大陸即將出臺的精神衛生法只管醫院和醫生行為，其他涉及不多。
如今，中國的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在專科醫院就診。還有一些患者流往並無抑鬱症治療資質的中小醫院。財新記者見到一些守候在安定醫院的醫托，宣稱自己的醫院能根治抑鬱症。“我們的患者常常被那些人拉到他們那兒，花了1萬多元沒治好，又回來繼續治療，病情因此被延誤。完全沒人監管這種醫院。”王剛說。
在多位專科醫生看來，抑鬱症患者到專科醫院就診，是康復之路的開端。前述那位罹患雙相情感障礙20餘年的女性患者，今年確診後，在安定醫院治療僅三個月，病情便穩定下來。只是因患病時間太長，她需終身服用心境穩定劑維持治療。
即便如此，她仍然覺得值得：“在絕望的時候，永遠想象不到病好了會是這樣。”在她內心深處，那塊抑鬱陰雲終於散去，它曾隔絕她同這個世界的聯絡。如今，她的生命迴歸常態，昔日那綿延不盡的絕望，被買菜、唱歌、散步、交談等日常生活所取代。
“我從地獄回到了人間。”她說。
這句話，也是許許多多抑鬱症康復者的心語。
下篇：地獄歸來之路
2012年9月8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大六院）多功能廳。
這一天，是北大六院抑鬱症自助團體成立五週年紀念日。一間小小的會議室，坐滿了約20個患者和家屬。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痛苦各異，但都源於抑鬱症。
這個組織的創辦者之一、患病20多年的武利國，佈置會場時，在牆壁上貼上自己寫的五個字——“心靈的故鄉”。
好幾個參加活動的患者說，這五個字說出了他們內心的感受。
心靈的故鄉
不要對病人進行道德指責，或者用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們。來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對患者傷害更大。
“自助團體的作用就是幫助別人和接受幫助。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快樂，有助於康復。”這個團體的組織者之一、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對財新記者說，“實踐證明，這樣的康復形式確實很有效。”
2007年，在醫院住院的一些抑鬱症患者對王希林說，希望病友們出院後仍能保持聯絡。疾病的共性使患者彼此間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鼓勵。於是，王希林向院方申請了一個房間，作為活動場地。患者和家屬每月舉辦活動，互相交流治療和康復的經驗，有時還組織唱歌、逛公園等娛樂活動。
她還對家屬進行健康教育，幫助他們認識到，疾病使患者的主觀感受發生了變化，使患者消極、倦怠、悲觀或容易煩躁，這些都是能夠透過治療糾正的。而家屬的接納和理解，對於病人的康復非常重要。
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也說，家屬單獨和醫生交流，非常必要。家屬對抑鬱症多瞭解一些，對患者的照顧就更周到一些。
患者李香（化名）對此有切身體會。她是雙相抑鬱障礙患者，既有抑鬱，又有躁狂。抑鬱的時候，消極，悲觀，不願意幹任何事，甚至一夏天都沒洗澡。“你整個人都餿了。”丈夫這樣抱怨。躁狂的時候，動輒發脾氣。丈夫說她沒修養，性格有問題。
“不過，我知道，我是病了。”李香說，“沒有經歷過抑鬱症的家裡人，是無法理解的。”
王希林說，不要對病人進行道德指責，或者用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們。來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對患者傷害更大。患者對外人的不理解和偏見相對容易承受，但難以面對家人的誤解和失望。有一個自殺未遂的患者述說，就因為家庭導致了她的絕望。
患者梁向陽的故事，就屬於此類。
2006年，她被診斷出患有抑鬱症，醫生建議住院治療。可是丈夫認為，這是她思想和意志力有問題，住院服藥不管用。最後，還是她父親出面，她終於得以住院，病情得到了控制。
後來，康復過程中，丈夫仍然不願意承認她有病。當她陷於悲觀消極時，他就會說：“現在日子過得這麼好，你怎麼會得這種病？”冷漠讓她逃避家庭。最絕望時，她伸手摸家裡的電源，想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