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來的審判實踐，讓徐明感覺到婚姻家庭生活越來越體現出人性最真實的一面。三年書記員的經歷，讓他見識了形形色色的真實案例，那些案例中活生生的人間悲喜故事，很多是從教科書中找不到的，甚至是想象不到的。有些讓他驚訝，有些讓他憂傷，有些又讓他憤憤不平，有些又讓他耿耿於懷無法釋然。
徐明還無法做到像自己的師傅東方思義那樣，面對各種紛繁複雜的情感糾葛能心靜如水，他多次因為忍無可忍地責斥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表現惡劣的當事人而被投訴。
徐明有時候會懷疑自己的選擇，懷疑自己是不是適合在法院審判崗位上的這份工作，懷疑自己今後會無法繼續從事審判工作。以至於他曾產生過想要逃脫的心理，逃脫這種日復一日瑣碎而單調的工作。他感覺自己面對形形色色的婚姻案件，已無法平心靜氣工作和生活。
每當遇到這種不適應的情形，他就會陷入到一種迷茫中。這是一種對工作意義的迷茫，也是一種對人生的迷茫，也是一種對社會文明與進步的迷茫，自然也包含著對婚姻家庭和愛情的迷茫。
他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可以如入職宣誓時所承諾的那樣，做到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他懷疑自己的人生理想是虛無的永遠無法實現的空想，他懷疑社會進步是不是僅僅只是物質的進步，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精神生活反而會越來越貧乏，道德約束反而會越來越無力。他懷疑家庭和婚姻的不穩定問題，是不是會成為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愛情只能成為一種美好的嚮往，可望卻難以企及。
徐明忘不了有一次做庭審筆錄時發生的尷尬的那一幕，那一對年輕的夫妻冷漠的眼神和麻木的表情讓他如墜冰窖，雙方在法庭上的對話也是讓人難以置信。
開庭之前，書記員徐明照例核對著當事人的身份資訊。
徐明看著法庭上各自坐在一邊，卻始終沒有對視的雙方當事人，核對過兩人的身份證後，依照慣例詢問道：“原告，你的姓名，年齡，民族，職業，住址？”
坐在原告席上的女人抬起頭說：“我叫曹菊花，今年二十九歲，漢族，種地的農民，住址？現在的住址嗎？還是我孃家的住址？現在的住址是烏橋鎮寶塔村55號，孃家的住址是河灣鄉洲頭村90號。”
徐明又轉眼看向被告席上的當事人：“被告，你的姓名，年齡，民族，職業，住址？”
坐在被告席上的男人愣了一下，顯然是想著自己的心事走神了，隨後反應過來：“馬二旺，三十二歲，漢族，農民，住址是烏橋鎮寶塔村55號。”
法庭上，國徽高懸，東方思義像往常一樣敲擊了一下右手邊的法槌，那特定木質發出的聲音，在法庭的空間裡驟然響起，清脆而沉重，短促而利落。
東方思義隨後宣佈道：“現在開庭，原告曹菊花，你要求與被告馬二旺離婚，有何事實與理由？”
原告曹菊花看了一眼對面，又看著審判臺上的法官，猶豫了一下：“事實與理由？一定要說事實與理由嗎？事實與理由就是窮，窮就是事實與理由。不是一般的窮，是太窮了，窮的沒辦法再過下去了。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離婚。”
東方思義有些意外地看了看原告，隨後便問起被告：“你對原告剛才所說，有什麼意見？”
被告馬二旺臉色有些難堪：“她從來不顧及我作為一個男人的感受，她沒有女人的賢良，也不懂的女人的賢良。和有錢人比起來，我是很窮，但也不是像她說的那樣，窮的沒辦法過的。我除了種田，也外出打些工，掙一些錢補貼家用，還是可以過的。”
原告曹菊花不屑地看了看對面：“哼，真是好笑。你有什麼資格說我沒有女人的賢良？什麼是女人的賢良？女人的賢良難道就是必須跟著一個男人，無怨無悔地受罪嗎？女人的賢良就是無論怎麼樣，都可以讓一個男人任意地作賤自己嗎？”
被告馬二旺不服氣地指責原告曹菊花說：“你不要在法庭上強詞奪理，你沒有向法官說實話，事實上是你在作賤我，而不是我要作賤你，你把事實說反了。”
原告曹菊花顯得更加氣憤了：“哼，哪個作賤哪個？你心裡沒有數嗎？非得要我說出來嗎？想要讓法官給我們來評評理嗎？你要是非得要這樣的結果，我就在法庭上說出來，你願意嗎？你不要後悔我沒有給你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