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林電影節進行到第三天，一群來自中國的青年導演在西柏林發表了他們的電影宣言，聲稱反對精英主義，電影屬於人民。”——《世界報》在第二天不但刊發了釋出會的詳細報道，而且全文刊發了許望秋他們的電影宣言。
“以許望秋為首的中國導演在西柏林電影節上發表宣言，希望改變精英主義統治電影界的局面；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禁讓人想起了1962年的《奧勃豪森宣言》。《奧勃豪森宣言》改變了德國電影的走向，讓德國電影逐漸走出困境，走向輝煌。許望秋他們的這則宣言不禁讓人對他們、對中國電影充滿期待。”——《紐約時報》
“中國導演許望秋又搞釋出會了，這次他向精英主義宣戰，向新浪潮宣戰。”——義大利《共和報》因為許望秋在威尼斯退賽，搞得威尼斯電影節灰頭土臉的，在報道釋出會的時候帶著明顯的嘲諷意味。
“中國版《奧勃豪森宣言》在西柏林重現，中國電影人向世界發聲。”——西德《南德意志報》對許望秋他們的宣言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的這則宣言可能會在電影界掀起一場新的革命。
1962年《奧伯豪森宜言》發表後，不僅震動了西德影壇，也引起了世界電影界人士的注意和支援；許望秋他們的宣言發表之後同樣引起了歐洲和世界電影界人士的關注。
在西柏林城郊的一棟公寓中，德國新電影四傑之一的維姆文德斯在看完《南德意志報》關於許望秋他們的報道後愣住了。他仔細讀了一遍許望秋他們提出的十條規則，發出一聲嘆息：“要是維爾納還活著，他一定會很喜歡這幫中國小子的。可惜啊，他就這麼去了。”
德國新電影運動開始後拍攝的電影，在藝術上取得了極大成功，在國際上斬金奪銀，但由於蔑視商業性，也導致這些電影失去了德國觀眾的支援，形成了“國際上得獎，國內不賣座”的尷尬局面。70年代初，新德國電影運動陷入危機，在1970年有19部影片無法找到買主，因為這些電影德國觀眾根本不愛看。
70年代中期，隨著維姆文德斯他們這批導演登上舞臺，這一情況才逐漸得到扭轉。1979年維爾納法斯賓德的《瑪麗亞布朗的婚姻》成為最轟動的影片，新德國電影才結束了國外得獎、國內無人問津的局面，使這一運動真正進入最佳狀態。
在巴黎花神咖啡館裡，特呂弗他們一幫電影沙龍的人坐在一起，喝著咖啡，悠閒地聊著許望秋他們的電影宣言，以及他們掀起的這場運動。
夏布洛爾笑呵呵地道：“真是有趣的年輕人啊，沒想到他們竟然會搞出這樣的動靜來，在西柏林電影節公開發表宣言，向電影界的精英主義宣戰。”
波蘭斯基一直對新浪潮不是很感冒，促狹地道：“也是在向你們新浪潮這幫人宣戰。”
夏布洛爾哈哈笑道：“我們早就被認為是新浪潮的叛徒，背叛新浪潮了。他們不是在向我們宣戰，是在向電影界那些輕視商業電影的榆木腦袋宣戰，而我們是他們的戰友。”
特呂弗欣慰地著：“兩年前在戛納，跟許交談之後，我就感覺他不但極有才會，而且對電影、對電影行業的認識遠超常人，當時我就感覺，他有可能會改變世界電影的格局，現在我更加確信了當初的判斷。我相信，在未來中國電影會強勢崛起。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電影水準不高，也沒有世界級的作品，但中國有十億人口，擁有龐大的市場，可以支撐各種型別的電影，再加上以許為首的這一幫年輕導演，因此，我預感到，中國電影會崛起，甚至可能會出現繼好萊塢電影和歐洲藝術電影之外的第三種電影。”
天行者牧場坐落於美國加利福里亞州的馬蓮縣的一個小山谷中，是喬治盧卡斯的影業公司的製作基地以及其私人住宅。內有牧場、湖泊、林地、山丘和葡萄園等，還擁有獨立的消防隊。這裡不但是科幻迷心中的聖地，也是喬治盧卡斯和朋友們聚會之地，他經常和科波拉、斯皮爾伯格、德帕爾瑪等好友在這裡聚會。
此時的天行者牧場裡，喬治盧卡斯他們正坐起一起聊許望秋他們掀起的這場運動。他們是新好萊塢電影運動標誌性人物，是著名的好萊塢電影小子。
作為堅定的反戰主義者，科波拉曾經痛批許望秋的《獵鷹》，因為這部電影，他對許望秋十分反感，因此他對許望秋他們的這場運動不屑一顧：“這是一場炒作，透過發表宣言，他們不但一舉成名，而且以後拍的電影也都會受到電影界的關注。
喬治盧卡斯不同意：“我覺得不是炒作，他們有明確理念，對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是有深入研究的。”他指著報紙道：“比如這一條，觀眾應該是電影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這是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最重要的區別，藝術電影往往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去審視這個故事，而商業電影則要進入故事中，追求的是臨場感。”
斯皮爾伯格微微點頭道：“我覺得是不是炒作不重要，但我覺得如果他們這場運動真的搞起來了，對好萊塢其實是很不利的。”
科波拉問道：“為什麼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