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結果在許望秋的意料中：“長鏡頭優點很明顯，非常寫實，但缺陷也非常明顯，不能把一些無謂的動作和過程剪掉，會導致電影節奏緩慢，會導致電影缺乏代入感。對絕大部分觀眾來說，是不願意看節奏緩慢，缺乏代入感的電影的。”
許望秋看了眼李沱他們：“事實上，法國新浪潮的幾個代表人物，比如特呂弗和雷乃都已經迴歸傳統，開始拍商業電影了。因為他們非常清楚，繼續按照電影繼續按照新浪潮的路往下走，那就是死路一條。”
李沱皺了皺眉，終於將自己的真正想法說了出來：“可依然很多人在按照新浪潮的路繼續往下走，我認為電影行業很重要，但自由更重要，難道有什麼比自由更重要的嗎？”
許望秋沒想到李沱會這麼說，當即反駁道：“當然有，活著比自由更重要。對於人類來說，沒有什麼比活著更重要的，只有活著一切才有可能。如果連活人都沒有，自由還有意義嗎？電影同樣如此，如果觀眾都不進電影院看電影，整個電影產業都崩塌了，甚至連電影都沒有了，所謂電影的創作自由還有意義嗎？”
李沱冷笑道：“你這是危言聳聽，搞得好像學歐洲藝術電影，以長鏡頭理論為主導，中國電影就會死似的。”
許望秋心想90年代後期的中國電影雖然沒死，但只剩下一口氣了，對電影系統的職工來說更是如此，你們這些專家教授哪裡能體會到普通人生活的艱辛，不由嘆了口氣道：“美國電影產業在60年代受電視的衝擊陷入困境，東瀛電影在60年代末陷入困境，法國、義大利也都是如此。電視對電影的衝擊是歷史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國家比較窮，但國家也在大力引進電視生產線。在幾年後電視機會湧進千家萬戶，會對電影造成極大的衝擊。藝術電影沒有拯救東瀛、法國和義大利電影，真正走出電視陰影的只有美國。”
許望秋頓了頓，沉重地道：“我在這裡不想說什麼深奧的理論，也不想說什麼深邃的思想，我想說的是電影系統幾十萬人，在未來的生死存亡！”
北電學生很多都是電影系統的子弟，聽到這句話內心一震。關係到電影系統的生死存亡，這個問題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李沱盯著許望秋緩緩搖頭：“既然你這麼說，那我也明說了。蒙太奇也罷，長鏡頭也罷，其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創作自由。什麼能夠保證我們的創作自由，什麼就是好的。”
現場專家教授中有少人在微微點頭，這也是他們的心聲。
許望秋只覺心裡一寒：“只要能夠保證創作自由，就是好的？那別的就不管了，就算把電影產業推向深淵也無所謂是嗎？就算把電影系統幾十萬人的飯碗都砸了也無所謂是嗎？”
李沱不屑地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旁邊的舒曉鳴補充道：“這是一場關於藝術審美的革命，是對四人幫對中國電影毒害的一次革命。太祖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既然是革命，肯定有犧牲，作出一些犧牲也是必要的。不過我們要相信只要有了創作自由，中國電影的未來是美好的。”
瞭解中國電影史的人都知道，80年代初電影界對巴贊理論存在嚴重誤讀。許望秋一直以為這是由於巴贊理論沒有系統的翻譯到中國，大家能夠獲得和掌握的資訊有限，才導致的；現在他才意識到這不是誤讀，是理論界故意在曲解巴贊理論。
這些人這麼做的目的，是想借助長鏡頭、藉助紀實美學來排除極“左”政策對於電影創作的強行干預。在他們看來，巴贊提倡的長鏡頭理論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現實原貌，把選擇意義和闡釋意義的權利交給觀眾，這等於變相支援創作自由。在他們看來，紀實美學強調客觀真實，注重眼見為實，這樣能把政治排除在電影之外，從而保持電影的獨立地位。
其實這種想法可以理解，畢竟運動剛剛結束，不希望電影創作再受干擾是正常的。可他們明知道這樣做會將中國電影推向深淵，卻毫不在意，這就讓人難以接受了。
許望秋想起自己的老師曾經說過，陳凱哥的《霸王別姬》在戛納拿到金棕櫚後，國內評論圈很多人對此十分不屑，說不就拍了部情節片嘛。張一謀的《活著》拍出來後，圈內一片罵聲，幾乎沒有說好的。這兩部電影之所以捱罵，就因為它們是型別片，屬於商業電影。到了新世紀後，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只要是商業電影就沒有不捱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