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慮和趙松立時明白了李瑋的意思。昨天太學發生的事，丞相大人已經知道了，而且馬上提出了一個誘人的無法拒絕的建議。但這位丞相大人可不會如此慷慨，他現在正掙扎在改制的旋渦裡，以他行事的一貫風格，他鞏固新經地位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從改制旋渦裡擺脫出來，可能還有更大的目的。
郗慮和趙松忐忑不安，擔心老師鄭玄被李瑋利用了。老師已經七十多歲了，經不起大風大浪的折騰了，而李瑋以弱冠之齡追隨大將軍征伐西海，久歷官場，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本事早在十幾年就名震天下了。此人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有深意，萬萬不能輕率答應，以致害了老師和新經。
李瑋微微一笑，對兩人的謹慎和擔憂不以為意。
“昨天，向大師發難的是高堂隆。”李瑋慢條斯理地說道，“高堂隆是什麼人？他是泰山平陽人，祖上就是本朝初年著名的經學大師高堂生，其家傳學，歷代都有人出任太學博士，乃青州世宗。高堂隆的老師是誰？孔融。”
“高堂隆曾在泰山郡太守薛悌府中出任督郵。有次薛悌和都尉發生爭執，此人一怒拔劍，要殺泰山都尉，後來因為此事遭到彈劾，被孔融竭力保下了。孔融謀逆被誅後，他受到牽連，被解職歸家。”
“高堂隆發難後，響應者很多，而新經學派的崔琰、趙商、公孫方、王基，還有兩位大人……”李瑋手指郗慮和趙松，“你們都是大師的高足，立即挺身而出，奮力駁斥。那麼，我想問一下，你們的對手是誰？”
郗慮和趙松若有所思。
“如果我的訊息正確的話，率先響應高堂隆的是王朗、華歆、宋衷、穎容、王凱和董訪。”李瑋看到兩人都不說話，只好自己接著往下說，“王朗是徐州東海人，他以”通經“聞名於世。他的老師是楊賜，就是太傅楊彪的父親。華歆是青州平原人，他的老師也是楊賜。宋衷是穎川人，和水鏡先生司馬德操齊名，以研習而著名，他的老師是楊賜。穎容是豫州陳國人，他師從楊賜。董昭、董訪兄弟的老師也是楊賜，而兩人上次能逃脫張邈、孔融謀逆案的牽連和楊彪的保護有莫大的關係。王凱是兗州山陽人，出身世家，其祖是大儒王暢，其父是王謙，他的老師是楊彪。”
李瑋說完後，笑吟吟地望著郗慮和趙松。兩人暗自驚駭，寒意層生。李瑋的目的暴露了，他要對付楊彪了，要打擊以楊彪為首的關洛士人了。
“你們是不是以為我要對付太傅大人？”李瑋似乎看破了他們的心思，捻鬚而笑。
兩人愣然。難道不是？
“新經是對今古文經學的融合，是集今古文經學之大成。因為是融合，所以就要兼顧兩種經學的優點，同時也要照顧到兩種經學的缺點，這就難免遭人詬病。”
李瑋猶豫了半晌，後邊話沒有說。他身份特殊，說話份量重，對經學不能隨意評價，以免造成不良影響。
郗慮和趙松很想知道李瑋對新經的看法，而且這種看法很可能直接關係到朝廷國策的修訂，關係到新經地位，所以兩人互相看看，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書房的門。趙松搶先說道：“大人，今天我們關起門來說話，說到哪算到哪，出門就忘，絕對不傳出去。”
李瑋笑笑，想了片刻，繼續說道：“新經能夠成為官學，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不僅僅是因為朝廷的需要。”
兩百年來，古文經學不斷發展，對於打破師法家法以及今文、古文經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古文經學基本上是在民間傳授，因為研習者少，學習者就要廣泛求師。賈逵之父賈徽曾先後從劉歆、徐惲、謝曼卿等大儒學習，班固和馬融也是“所學無常師”，鄭玄更是遊學在外近二十年，遍訪名師大儒。廣泛求師再加上有條件閱讀各家著述，使這些大儒們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華，而不必拘泥於一師之學說。
研習古文經學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祿之誘惑，志在博學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學的束縛，如桓譚、班固、韓融、盧植等人通古今學，好研精卻不守章句。
孝桓、孝靈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輪流把持權柄，最終導致了黨錮之禍的發生。在王權衰微的情況下，今文經學在國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當一部分大儒名士隨即轉入純學術性的經學研究之中。而古文經學沒有嚴密的師傳系統，正好適合此種偏於純學術性的研究。幾十年的黨錮之禍，雖然打擊了士人參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鄭玄大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經學在學理上對經學的貢獻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經學家們都是以研究學問為宗旨，不受師法家法的約束。既無師說和章句，當然就無師法家法可言，這隨即成為標榜師法家法的今文經學家抵制古文經學的一條至關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經學要爭取官學地位，古文經學的儒士們要想進入朝堂，則必須破除死守師法家法的陳規。
在古文經學強有力的挑戰下，今文經學各家各派為了共同抵禦對手，不得不拆除內部的宗派藩籬，取長補短。此外他們也受到了古文經學學風的影響，其內部的師法家法也開始逐漸削弱。大儒張玄習，但又兼通數家，因此丟掉了博士職位。但儒生們認為他學問高深，願意從其學習，弟子上千。這種混淆家法的做法漸漸受到儒士們的歡迎，甚至盛行於太學之中。
雖然今文經學中的正統派仍在力圖維持師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學的權威地位，但在學習途徑增多，學術交流和論爭頻繁，各家學說的優點和弊端都日益明顯的形勢下，仍要求儒生們尊一師之說，守一家之學的做法越來越行不通了。
孝順皇帝時，曾規定諸生舉孝廉，務必試家法，但此後以經術舉為孝廉的儒生中，有許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學多識的人物，如服虔先為太學生後精研，被舉為孝廉。可見“試家法”的規定未能嚴格執行。盧植大師通古今學，不守章句，竟被任為博士，鄭玄大師更是不專一師之說的博學之士，也被徵為博士。由此可見到了孝靈皇帝朝，連太學博士的家法也開始動搖了。
自光武皇帝以來，本朝儒生大都研習兩經以上的學問。而且古文經學興起後，今、古文經兼治成為一時的風尚。儒生們越來越向著通學的方向發展，相當大一部人甚至學通五經，還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讖緯、數術，比如蔡邕、荀爽、楊彪、鄭玄大師等人。
另外，經文文字的正定和統一，也大大促進了“通學”的發展。在經學傳授中，因為師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經的不同，經文文字的差異非常大。經文不統一，經說自然更無法統一，有些儒生為了謀取利益甚至還在經籍文字上作手腳。所以自本朝中後期開始，經文文字不斷被正定、統一，規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孝靈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揚等人正定六經文字，並由蔡邕書丹於碑，立於太學門外。
古文經學的發展，今文經學的衰落，師法家法的淡化，經文文字的統一，種種事實證明，今、古文經學的融通是必然的，鄭玄大師的新經成為官學也是必然的，無人可以憾動新經的地位。
郗慮和趙松聞言，大喜過望。